對於至今還令人尊敬的北歐國家，觀察起來有點艱深。但是，我還是用外行的眼光發現，我們曾經萬分向往的“富裕平均主義”所帶來的沉重負荷。我的這些擔憂，當時就寫在書上，後來也被一一證實，又讓經濟學家們不無驚訝。
雖然舉了這些例子，卻一絲一毫沒有改變我對於財經“徹底外行”的身份。我說過，正因為是“外行”，才具有那個看穿皇帝新衣的小孩子的優勢，保持著質樸、簡易的正覺。
因此，凡是我遇到複雜、艱深、龐大的問題，總是強迫自己從精神上回歸。回歸起點，回歸童年，回歸貧困，那兒，一定有最好的解讀密碼。
這就是我的“歸零哲學”，這就是我的“貧困戲劇”（Poor-theatre）。
五
對貧困的早期體驗，還給我留下了一個很好的精神成果，那就是以最質樸的心態敏感別人的貧困，並予以高度同情。
這一點，妻子馬蘭又與我不謀而合。
馬蘭的爸爸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人可以欺侮。家裏人口不少，因此馬蘭在幼年時代就記住了媽媽每個月都要向同事、鄰居借錢的委屈表情。這一點我立即就能體會，我當年向別人“借食堂飯票”時，總要關注對方眼角裏有沒有一絲不脫的成分。
這些記憶告訴我們：河水洋洋，無人注意，但隻要取其一瓢，澆在焦渴禾苗的根部，就會顯得珍貴無比。也許我們永遠也無法擁有大河，但我們願意成為及時趕到的澆水人，哪怕隻用自己的汗滴。
當年饑餓的人，把求助對象的眼神當做天堂，或者地獄。那麼，今天我們如有可能，為什麼不讓自己成為他人的天堂，哪怕隻是瞬間？
好幾次，家裏電話響了，是邀請妻子參加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妻子覺得排練時間太長，構思太舊，婉拒了。但電話又響了，妻子正想再度婉拒，沒想到電話裏傳出出聲音是：“我們這裏的上萬工人都點名邀請您，但是不知道要付多少演出費……”
妻子說：“對工人，不要演出費。”她問了地址，就去火車站了。我知道她，說了不要，肯定不要。
後來各地經濟情況好了，演出費也有了標準。她很難拒絕，卻總是要求對方，代為捐獻給“不幸家庭的失學兒童”。
“我們這兒發展很好，不存在不幸家庭的失學兒童。”對方說。
“麻煩你們幫我找一找，父母被判了刑，或者都在戒毒所，一定有。”她說。
果然有，還不少。不久，她就收到了學生名單。過一陣，又收到了成績單。
我們夫妻倆，什麼事都喜歡商量，唯有對捐獻，任何一方都能決定，完全不必商量。汶川大地震後我趕到災區，決定捐建三個學生圖書館，所需款項是我們夫妻兩人三年薪金的總和，但我完全沒有與她商量。如果商量，她反倒會覺得奇怪。
我們如果要賺錢，並不難。她多次在全國觀眾“最喜愛演員”的民意測驗中名列前茅，平日多有商業性的演出邀請，她都沒有參與。因為她隻要一登台，就想探索古典東方和現代審美的融合可能，不允許自己在藝術上馬虎行事。我也是同樣，很多出版社經常為我製定新的暢銷書計劃，例如以我的名義精選中國古文、詩詞之類，通過他們在全國教育係統的供輸渠道，必然銷量驚人。又如，有很多年我在中央電視台擔任大獎賽總講評，收視率極高，如果趁這個勢頭根據錄音快速出版一本本書，結果也可想而知。但是，這些計劃我都拒絕了，因為我對文化著述有嚴格的等級標準。
與我們關係親密的星雲大師一再告訴我們：“金錢有毒。佛光山隻要有了錢，就想方設法讓它變窮，那就是辦學。辦學，是棄富還貧的方便法門。”我們記住了，“棄富還貧”是“法門”。
那年，菲律賓的大批華文讀者通過一位知名學者邀請我去做係列演講。這事由當地的華人企業家們張羅，因此決定要支付給我一筆可觀的酬勞。等我講到最後一課作總結時，一包厚厚的美元就出現在我眼前。我看了一眼妻子，立即作出決定：全數捐獻給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這使當事人非常吃驚，推拉再三還是拗不過我。他們說，連**最有錢的華人企業家來講課，也沒有捐獻講課酬勞。我笑著說，曆來窮人最慷慨。
很多年來，我一直擔任著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有一次，教育部的一位領導詢問該校校長：“你們請來了餘先生這樣的大名人，需要支付多少年薪？”
校長說：“一元錢也不需要。”
其實年薪還是付的，很高，但我讓它變成了基金，資助設計專業和傳播專業的研究生。
在家庭財務上，有時也會產生意外的喜劇。例如很多年前，上海一家百貨商店在外來“超市”的衝擊下難以生存，不得不轉製，卻遇到了職工的信心危機。一位年輕的經理希望我以自己的文化名聲予以鼓勵，我便把當天收到的一筆稿費交給了他。誰想到幾經轉折，這筆錢變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份。這一來，我們聽起來也算是“有錢人”了，但心裏明白，這又增加了捐獻的責任。
我和馬蘭，沒有子女，因此將不會留存任何財物形態的遺產。我們會將自己的作品和相關財富，全部捐獻。
我們的父母，都曾經遭受過幾乎活不下去的災難。我們自己，也都承受過常人無法想象的心酸。我們隻想離群跋涉，兩相扶持，默默地追求大善大美。追求到了，輕輕一笑，又奉還給世間。
來自山野，歸於長天。若要尋找，蹤影飄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