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很喜歡把自己打扮成“亞法庭”、“亞教堂”、“亞裁判”，被廣大民眾企盼、等待。有些傳媒為了顯示這種功能，還會隨意尋找批判目標，而受害者永遠不是他們的對手。傳媒當然也有可能遭到法律起訴或同行異議，但那隻是偶爾受挫，他們會以更密集的言論、更持久的背向，讓受害者永遠是受害者。
多數傳媒人士即使沒有害人的故意，卻也沒有經曆過係統的品德修煉，更沒有思考過如何避免傳媒“輕於大道，重於大聲”的惡習。因此，他們大多隨波逐流、同聲附和。尤其是現代，傳媒獲得了新技術的強大支撐，帶動著以前無法想象的巨額資金和權勢博弈，更容易失去道義底線。在很多傳媒人士看來，輿論道義全在手上，升沉榮辱隻憑操作，左右逢源皆是生意，推波助瀾即成潮流。
四
麵對這種潮流，我知之頗深卻無力改變，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距離。而且，隨著年齡增長，離得越來越遠，現在已明確決定“阻隔”。
我不管在海內外哪個地方演講，總是告訴邀請者，不必考慮報酬，但絕對不能讓傳媒報道。傳媒本身也不斷地在邀請我，但是，在我決定“阻隔”後，不管他們托請了我的生死之交，還是許諾每次出場都願意支付高出我十年薪水的巨額報酬，我也沒有點頭。
這對我很不容易，因為我本來極有可能成為“傳媒達人”。
大家記得，過去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的相關節目隻要由我主導，總能創造令人滿意的收視率；我由於始終擔任每一屆“世界大學生辯論賽”的“現場總講評”，被海外傳媒人稱為“最善於在傳媒講話的華人”。
為此，我曾一次次自問：如果我進得傳媒呼風喚雨，能不能爭取到一些比較樂觀的可能？
結論是：不可能。
改變潮流需要具備足夠的“對衝”力量，我尚未看到。如果僅僅在個別節目裏改變了一些觀眾的思路，那實在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既然於事無補還參與其中，客觀上也就成了喧囂勢頭的一部分。
因此，退避是唯一的選擇，不能“猶抱琵琶半遮麵”。
現在，傳媒潮流已經憑借著網絡高科技囊括了整個社會，因此，從潮流退避，也就是從社會視野中退避，從信息海洋中退避。
下這麼大的決心，隻想獲得一種重要的體驗：在現代社會的滾滾潮流中，是否還隱潛著一種千年不疲的精神境界，足以讓我孤守，讓我消融？
我所獲得的體驗，無與倫比。因此直到今天，我沒有絲毫後悔。
五
遠離潮流，阻隔傳媒，隻是我個人的選擇，在現代，當然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別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通過對現代社會頑疾的長期觀察，我堅信，讓更多的現代公民不在乎、或不太在乎潮流和傳媒，是人類的一條自救之路。
說到底，人們隻想好好地過日子，既希望自己的起居不被別人窺探，也希望自己的耳目不被濁霾充斥。但是，傳媒剝奪了這兩種權利，使人們再無隱私，也再不清潔。
更嚴重的是，傳媒還會鼓動民族紛爭、國家對立、金融恐慌、核武競賽。這一切在以前是由權勢力量來策動的，但現代不同了，傳媒已經作了濃重的民間鋪墊，使權勢力量也難於後退。至於傳媒對於恐怖主義的普及和教誨，更是成了一個沉重的當代災難。
本來，傳媒既有可能做好事，也有可能做壞事。但是，由於人們對它們太關注、太依賴、太冀求、太放任，又太缺少譴責和懲罰，做壞事的頻率越來越高。
經常有青年學生問我：“如果遠離潮流和傳媒，怎麼可能接觸和創造當代的好作品呢？”
“當代的好作品”？好到什麼程度？我在《中國文脈》一書的開頭就闡明，凡是關及“文脈”的作品，大多都不是“民間流行”和“官方流行”。隨潮而行者，隻是魚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