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我所麵臨的這個修行關口，其難其險，不下於劍門、巫峽、壺口。
我決定訂立一個最嚴格標準，把很多看似“深仇大恨”的人與事，排除在仇恨的範圍之外。
這種標準，又可稱之為“排除條例”，至少有六條——
一、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是在一個政治運動中隨著潮流所犯下的暴行，可以排除在外；
二、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沒有太大特權，尤其是沒有官場特權和傳媒特權，可以排除在外；
三、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不是連續行惡，長期行惡，可排除在外；
四、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疑似精神障礙的病患，可排除在外；
五、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太低的生態等級、文化等級和藝術等級，可排除在外；
六、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另有社會政治理念的執守而打錯了槍，也可排除在外。
四
有了上述“排除條例”，留下的仇恨範圍就變得很小很小了。連按照古今常規必須包括的對象，也沒有包括。
在此，我不妨舉一些典型的例證加以說明。
第一個例證，在“**”中長期關押我父親，使我家八口人一直饑寒交迫的那些人，主要是四個人，被排除在外了。因為，那是在一場政治運動中，很難確證個人責任。
第二個例證，同樣在“**”中把我叔叔活活逼死的那些人，主要是三個人，也被排除在外了。
第三個例證，那個首先把我在“**”中悄悄編寫《世界戲劇學》的勇敢行動誣陷為“**寫作”的北大學生，負麵影響遍及海內外。但他主要是誤聽了一個上海文人的謠言，因此也被我排除了。而且他又符合上述“排除條例”第六條，即另有執守而打錯了槍。
第四個例證，一個與我毫無關係的湖北文人，以完全失控的臆想發表了大量攻擊我的文章，每次都有駭人聽聞的案情故事。但我一開始就對他作出了某種醫學判斷，因此也排除在外。
第五個例證，一個與剛才說的湖北文人相似的上海文人，出了一本書，誣稱我著作裏有大量“文史差錯”。凡是買過我書的人都會去買一本，因此名列“亞洲暢銷書籍”。複旦大學文史權威章培恒教授發表文章指出該書全是“無端的攻擊乃至誣陷”，此人一看，立即偽造出一個我“抄襲”章培恒的謠言，來挑撥我與章先生的關係。這個行為實在太怪異了，直到我遇到上海長海醫院為他看病的醫生才知道真相。我深感同情，並告訴醫生，此人若有醫療經費上的困難，我可以幫助。
第六個例證，一個上海評論者，曾提出過“謝晉模式”，成了謝晉心中的“仇人”。他又製造過“有一個妓女在讀《文化苦旅》”的新聞而哄動全國，侮辱了我的廣大讀者。後來我發覺他隻是一個比較幼稚的文藝愛好者，便到謝晉墓前笑著報告了這個結論，請導演寬恕他。
第七個例證，一個被稱為北京最激烈“啃餘族”的人，把我在地震災區捐建三個學生圖書館的事硬說成“詐捐”而聳動媒體。但當我聽說他為一件小事與兩個女記者打成一團，就立即放過他了。生態等級，是一條心理紅線。
第八個例證，當北京此人拋出了“詐捐”謠言後不再吭聲，卻被南方一個學者接過去了，在網絡上鋪天蓋地鬧了兩個月。但我立即放過了這個學者，一是因為他是一切投汙者中唯一有點學問的人，二是他此前並無毀謗他人的記錄。我對他這兩個月的失態，深感惋惜。
第九個例證，寧波一家民營服裝企業的文化主管，二十年前看我深受盜版之害而束手無策，提出要與我成立一個小型文化公司自行出版，為防盜版集團注意，讓我以老父名義出資六萬元。此後他借這個公司名義與**、台灣、上海三地的出版社一起出了我十二本書，本本暢銷。但他幾年後告訴我，公司沒賺一分錢，我可以把六萬元領回，但必須向律師出示我從小的戶籍資料，證明“我爸是我爸”。我受如此欺侮卻沒有起訴，原因是，此人不是什麼權勢人物，我遭受他的“合法盜版”，隻是因為自己無知。
第十個例證，由馬蘭主演、我定稿、馬科導演的大戲《紅樓夢》轟動海內外，幾乎獲得一切戲劇大獎，但一進上海卻遇到了**煩。一個上海中年編劇正好也有一台戲在此時上演，為了不被比下去，居然攛掇一個神誌不清的老人製造了誰也聽不懂的所謂“企圖署名”事件，鬧得《紅樓夢》不想再演了。這件怪事顛覆了一個大劇種和一座大城市的最高文化生態，而那個中年編劇的戲卻就此走紅。他現在已成為官職不低的權勢者，我始終沒有妨害他。原因隻是，他聽過我的課。為師之心，總有不忍。
……
我說了這十個例證，大致已經說明了修行的難度。青年朋友們如果遇到了忿然難解的仇恨，讀了這些例證一定能起到很大的緩釋作用。
但是，還有幾個“坎”，我無法跨過。因為它們超過了我的“排除條例”，突破了最後紅線。
五
說到這裏，我要插進一段小小的回憶。
二十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到南方一座城市去訪問一位著名畫家。這位畫家比我年長十歲，並不長期居住在這座城市，卻在這裏有一間畫室。那個夜晚他不作畫，隻是與我長談，一直談到深夜。臨告別時，他說還要給我看一樣東西。他從旅行包裏取出一本很舊的畫稿，快速翻到最後一頁，出現一個名單。名單是用黑筆寫的，其中大半名字又被紅筆劃掉了。
畫家告訴我，這是一個“仇人名單”。就是這些人，在“**”中捆綁過自己，毒打過自己，用最殘酷的手段折磨過自己。畫家指著名單的前三名說：“他們也是畫畫的，行刑時專打我的右手，這手被打得半年不能動彈，兩年不能拿筆，三年不能畫畫。他們出於同行的嫉妒，要使我一輩子不能畫畫！”
“這是造反隊的司令，”畫家又指著一個名字說，“他關押了我三次，‘**’結束後清查，他反咬一口，說我是司令，直到一年後兩個關押所的看守作證，才真相大白。”
“你留下這些名單是為了……”我輕聲問畫家。
畫家說：“我既不會檢舉揭發，也不會報仇雪恨，他們沒有資格成為我的對手。但現在‘**’的曆史已由他們這批人在偽造，我必須把他們記住。因為我人生最重要的歲月都毀在他們手上了，我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
我深深地點頭，又指了指被紅筆劃掉的一大半名字，問：“這些怎麼劃掉了？”
“這些人死了。死一個，我劃掉一個。上一個月，一連死了兩個。我雖然不報複，卻一直遠遠地看著他們。我借著他們，領悟善惡報應的天道。”畫家說。
“對！”我十分讚許，“讓一切惡人背後，永遠有受害者的目光。這些目光，直通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