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相信，音樂本身無所謂哀與樂，而隻是純淨的自然組合，元氣連貫。一般人認為有哀有樂，隻是一種聯想。其實，複雜的音樂和複雜的人間感情，並不能直接對位。一旦對位，便成模式，機趣全失，元氣盡泄。他的音樂著作《聲無哀樂論》，由此成為一部空前絕後的劃時代之作。
按照他的思想，音樂如酒，誰說酒是製造歡樂還是製造悲哀的？酒就是酒，由天地靈泉發酵而成，與哀樂無關。又像柳樹，曲身揚枝如含情告別，但柳樹本身並無哀樂，隻是與某種情感體形產生了“異質同構”關係而已。柳樹臨水，隻是天地元氣的一種體現。
嵇康的這種理論，從本性上驅逐了社會意念對藝術的羼雜。
嵇康還以“元氣”解釋了人類。
天地間為什麼有各色人等？嵇康認為，那是各人對元氣賦受的不同，由此產生了或昏或明的人性。有的人特別聰明，有的人特別勇敢，有的人特別貪欲，有的人特別廉潔。這就像原野上的草木，各不相同。有的人包容一點，顯得寬廣博大；有的人局促一點，卻也安分自守。隻有一種極至之人，把最純淨的美好都集中了，內外都很周全，一切都能具備。可惜這種人往往出現一下，就不見了。見到的，都是各有片麵之人。
我忍不住要抄引一段嵇康的原文——
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人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內外，無不畢備。降此以往，蓋闕如也。或明見於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如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明膽論》）
對於這種“至人”，同時代的阮籍有過更完整的論述。他說：
至人無宅，天地為客；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大人先生傳》）
我舍不得把這些精彩的原文翻譯成白話文，但讀者隻須誦讀一遍就能感受，這實在是人世間最偉大的人格理想。
雖然是理想，但他們自己卻做到了。對此，我在《遙遠的絕響》一文中已有描述。
五
我花了那麼多篇幅來講魏晉名士，是想說明，中國智者曾經有過一個集體徹悟的時代。徹悟的重要標誌，是投入對宇宙、對天地、對生命的宏觀思考、本源思考。
我每次去歐洲，看到從古希臘到米開朗基羅、羅丹對曆代思想家、哲學家的精彩雕像，在敬仰之餘總會產生一絲對比性的悲涼。這些被花崗石凝凍的卷發、長袍、高鼻梁、深眼窩，不管蒙受多少浮塵和苔蘚，不管熏染多少戰火和劫灰，都依然屹立在民眾的頭頂。歐洲，也因他們而心氣高揚。中國有沒有這種可以鐫刻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似乎圖像模糊，其實一點兒不差。你看即便同代人形容嵇康，已經往雕塑的路上走了。
魏晉時代的思想家和哲學家，至少在外形上絕不會輸於希臘同行們。但是，中國的思想長廊裏很少有這些雕塑，有的多是峨冠博帶、表情刻板、大同小異的官吏畫像。即使有孔子的木版畫像，那也實在太粗陋了。幸好，當代出現了寫意派雕塑家，開始用靈動的青銅之詩來再現先哲神貌。
失去了魏晉時代的“型男”雕塑長廊，中國思想史就刪略了一個極為關鍵的大思考平台。明明醒過，卻又睡眼惺忪了，惺忪得那麼懶散又那麼煩躁。
我有幸，不小心早早地碰到了魏晉。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明白了在巨大的災難中如何看穿世態、解脫身心。我當時就覺得，魏晉名士離我很遠，又很近。有了他們在前麵，我就回不到那個壅塞、嘈雜的山穀中去了。後來，那個山穀中總有一雙雙手試圖把我拉拽回去，我心中隻要一念叨“魏晉”，像是神咒作法，我便定住了。
但是，“魏晉”二字在後代中國的實際影響並不太大。為此，我寫的那篇《遙遠的絕響》，重點在“絕響”。
這事，既要怪中國曆史，也要怪魏晉名士。他們確確實實存在一個巨大的缺憾。
那就是，他們太局囿、太自我、太排他、太小圈。他們的思想經天緯地，但他們的身影卻躲進了竹林。他們追求個性自由，卻又過於自以為是。他們輕視禮教，卻忽視了儒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他們從容赴死，但周圍的民眾卻不知他們為何而死。他們嘯傲山野，卻不知離他不遠處那些炊煙茅屋下的世俗人心。
那麼，如何來彌補他們的這種缺憾呢？
其實，一種宏大的精神力量已經在他們身邊出現，那就是佛教的興起。
於是，我也隨之繼續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