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一個佛教家庭，自幼天天聽祖母誦念《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長大後對晨鍾暮鼓、袈裟蒲團並不陌生。但是，我深入研習佛教卻很晚，是在領略諸子百家和魏晉名士之後。這個順序，與中國的曆史順序一樣。
說起來，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之後，力量尚小，到了魏晉時代還經常依附於玄學得以生存，因為在內容上有相近之處。但很快，魏晉名士的諸多缺憾使玄學淒幽地萎謝了，而到了西晉之後，玄學的餘緒就要憑借佛教來棲身了。
為什麼佛教能快速強大？原因很複雜，我已在多部論著中作過闡述；而與玄學相比，它的明顯優勢正在於強大的精神責任和傳揚功能。
在玄學的清談、醉飲、琴聲中，黃昏的竹林，人跡已稀。但在竹林的不遠處，佛教的僧侶們卻在辛勤跋涉。說起來，佛教在精神上也是超塵脫俗、重在內心的，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在人世間不倦地傳播佛理、翻譯經卷、興建寺廟、聚集信眾呢？
可見，這是一種外向型、普世型、傳導型的精神信仰，與其在精神上的超塵脫俗、重在內心，構成了一種“相反相成的張力結構”。這樣的張力結構，魏晉玄學並不具備。
往更早比，同樣外向型的孔子、墨子和他們的學生團隊，也曾長久地跋涉世間，但他們要傳導的精神也是充分入世的，也就是說，因顧念大地而深入大地。因此，同樣構不成“相反相成的張力結構”。
孔墨以入世來救世，玄學以傲世而避世，佛教以巡世求脫世。
佛教所要的脫世，既包括自身，也包括眾生，後來由這兩方麵的不同側重而分為“小乘”和“大乘”。但在我看來，自釋迦牟尼創立之始，佛教就具有以大船引渡眾生的“大乘”襟懷。
我本人曾尋著他當年的路程，從尼泊爾的出生地到印度的苦修洞、菩提樹下的徹悟處，再追到初次弘法、招收徒眾的鹿野苑。在鹿野苑的講台遺址我流連很久，心想佛祖從這裏“初轉**”開始，就終身講述，終身傳道，處處破惑，惠及世界，為人類兩千五百多年漫長而又艱難的歲月，加添了多少寧靜和慈愛。因此，這是一種具有大擔當的宗教，難怪所有寺廟的中心，都稱作“大雄寶殿”。
所謂大擔當，就是憑借大思維，麵對大世界，解決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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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為了讓眾生接受自己的大思維，總是會後退一步，講究推廣之法，而不能像魏晉名士那樣扭過身去冷臉硬挺。大乘佛教把推廣之法稱之為“漚和俱舍羅”，一般意譯為“方便善巧”、“方便法門”。
大思維不端大架子，不擺大深度，而在眾生容易接受的口道上著力。結果，吸引了大批陌生者、抵拒者入門卻又不傷害教義。這個問題，在漢代支婁迦讖傳譯的《道行般若經》中多有討論。
例如，佛教話語的起點總是人生，而一講人生總是先講人生之苦，這便找到了一個眾生都能切身感應的痛癢之處。才幾句話，人人都願意聽下去了。
相比之下，儒家的話語雖然通俗易懂，但講來講去都偏向於政治道德規範，諸如王道、霸道、治國、平天下，一般民眾很難切身感應，傾心投入。佛教，經由它的“漚和俱舍羅”，變得與每個人有關，與每個家庭有關。這就是孔墨和玄學比不上的了。
我幼年時代在浙東鄉間，見到很多文盲婦女都在天天念經拜佛，躬行著她們所理解的最簡單佛理，也就是“積德行善”，成為當時鄉間文明傳承的主要纜索。相比之下，儒學在文盲群體中就很難找到活動的空間。可見，正是佛教的方便善巧，取得了絕無僅有的精神成績。時至今日，柔軟度更高的“人間佛教”，把佛教的生命力推向了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