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演進的過程中，有一些所謂的“重大事件”，在曆史學家看來，這些事件是曆史進程的裏程碑，是曆史變革的關節點，影響和製約著整個曆史變遷的方向。比如甲午中日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等等大事，長久以來都是眾人注目的焦點。在這些大事件炫目光彩的掩蓋下，很多“無足輕重”的事件就滑落出我們的視野了。
不過，將鏡頭切入到細微的曆史進程中，就會發現曆史遠比“大事件”展示出來的脈絡複雜得多，也更有傳奇色彩。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卻很可能是長時段的重大變革的起點。
1882年，在大清帝國的屬國朝鮮發生的“壬午兵變”，就是這樣一件不起眼卻影響深遠的事件。在這場發生在海外異國的兵變中，卻令人驚異地出場了好幾位在此後三十年的中國政局中呼風喚雨、顛倒乾坤的大人物：袁世凱，在平定這場兵變中一役成名，從此青雲直上；張謇，晚清的名狀元，在身曆事變後以一紙《朝鮮善後六策》贏得朝野注目，為以後的政商大業打下牢固根基，而後在辛亥年領導立憲黨與革命黨和袁世凱鼎足而三，瓦解了大清朝的二百六十餘年基業，這時候他還不過是進兵朝鮮的淮軍將領吳長慶軍中一介幕僚；唐紹儀，中華民國的開國總理，1882年兵變之後隨即以稅務幫辦的身份來到朝鮮，他這時還隻扮演了一個小角色。當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正是這幾位人物的決策，對於中國大局具有難以估量的影響力。
更加意義深遠的是，這一場事變其實是中日這一對百年冤家真正的民族和國家較量的開始，在這場衝突中展示和逐漸形成的兩國不同的對外戰略深刻影響到此後兩國的命運。
要明白為什麼袁世凱最初是在朝鮮建功立業，甚至要理解袁世凱一生的命運和整個近代中國的命運，都不得不說及中日朝三邊關係。1894年正是朝鮮問題引發了中日甲午戰爭，甚至有韓國曆史學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正起點是1894年的戰爭；再過五十多年後的1950年，又是朝鮮問題引發了震驚世界的朝鮮戰爭，這後一場戰爭的後果迄今也沒有徹底消化——朝鮮半島分裂，中國統一台灣受挫。即使到現在，朝鮮半島也仍然是遠東地區大陸與海洋權勢轉移的樞紐。
1882年的朝鮮還是大清帝國的藩屬國，向中國稱臣納貢，內政自理而接受中國保護，對外沒有獨立主權。清廷方麵，有關朝鮮的事務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承朝廷旨意辦理。不過，此時的朝鮮，和中國的其他藩屬國（如越南，緬甸等）一樣還麵臨一個特殊問題，即脫離千百年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國際體係，加入擁有獨立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行列。
當政的朝鮮國王李熙12歲登基，以生父大院君李昰應為攝政。待李熙成年，性情怯懦，在朝鮮王妃閔妃操縱下，罷李昰應之權，從而演出一幕父子翁媳爭政的戲來。李昰應本來保守而親華，此時的閔妃卻主張開放親日（但後來態度又轉而親華排日了）。不過閔妃當政後卻是政局敗壞，致使1882年發生兵變，結果李昰應趁機奪權。亂兵暴民憤於日本曆來的侵擾而燒殺日本使館，日使花房義質狼狽而逃，僅以身免。朝鮮承平日久，亂起則無寧日，此時閔妃一派趁機按例請“天朝上國”派兵敉亂，從而可借清朝扶持重奪權位。日本則因僑民被殺迅速出兵朝鮮，結果這一場兵變變成了中日兩國的交鋒。
1882年6月兵變發生時，向來主持中外交涉和北方軍政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正因母喪而丁憂去職，由另一名淮軍將領兩廣總督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7月，張樹聲接到朝鮮駐天津官員金允植的求援要求，迅即議定出兵朝鮮平亂，由駐山東登州的淮軍勁旅吳長慶率六營淮軍乘北洋水師丁日昌的軍艦前往朝鮮。而弱冠之年的袁世凱此時正在吳長慶軍中做幫辦文案。他謀到這一職位是因為吳長慶和他叔父交情匪淺，吳袁兩家是世交，甚至吳長慶孫女還說，袁世凱被吳長慶收為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