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少城作為滿、蒙族人居住的“滿城”的特殊意義已不複存在了，少城裏也不斷有漢人搬來居住，而少城的滿蒙人，大部分都遷到了成都大城內。由於幾百年來的共同相處，成都的滿蒙族人和漢人無論在生活習性、穿著打扮以及風俗習慣上都已十分接近，如果你不問他，是不大看得出來誰是滿族、蒙族人的。在少城被拆除的衙門舊址上，建起了一座高約三十二米的淩雲豐碑，聳立在少城公園的西南角，它成為當時成都的最高建築物，上書“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十個大字。卓木克的卓家班後來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他把保路中的許多事編成了川戲，推出了許多川戲名角，看的人莫不讚歎。後來，他籌資建了一座電影院，電影院當時在成都很少，看電影是新鮮事，這使卓木克著實發了一筆財。但卓木克發財後，並沒忘記自己的滿、蒙同胞，他當時在旗籍貧民生計委員會中擔任副會長，曾好多次在戴勒負責的同仁教養工廠遇到困難時，提供貸款和捐贈支援。任會長的戴坤其時已垂垂老矣，年老的他醉心於養魚養鳥，所以，時常提著鳥籠到少城公園來遛鳥、坐茶館。而少城公園的最大特色就是茶館多，除夏天有人撐著傘在假山上和荷花池邊賣茶葉，東邊還有鶴鳴、枕流、濃陰、永聚等茶館，所以，倒也不寂寞。餓了，還有吳二貴隨時候著呢，時不時請他去品嚐一些他發明的“堂片填鴨”“醉蝦”等新鮮菜。趙奎娥在辛亥後不久病逝。花燕雲最終還是耐不住新生活的誘惑，與戴坤離了婚，並嫁給了一個旅蒙商去了日本。戴坤的大兒子戴勒要忙工廠的事，小兒子讀完小學後去了上海進了洋學堂。而杜三爺，則名正言順地掛牌開了武館，不過，現在叫做國術館，武館就坐落在原正藍旗官兵習射處不遠，館門懸一副對聯，上書：“仁者必有勇，君子無所爭。”頗有些大家宗師的味道。
羅綸後來也棄武從文，就在少城內原來一所小學的舊址上開辦了一所通俗教育館，不僅招生授課，還陳列展覽文物，放映電影，偶爾，也舉辦演出。他常年穿一身對襟短褂，留平頭，顯得非常樸實。辛亥以後很多年，也沒有結婚，而年年清明，他都要到鈺格格墳頭去上墳，並在鈺格格的墳前一直從黑夜待到天明才離去。有時，他也去坐坐茶館、聽聽戲，但與老朋友相見時，卻顯得很木訥，常常一個人默默地坐著，長久不發一言。以至於當有人言及他曾是一代武林高手、一代風雲人物時，許多年輕人都感到不可思議。也有人去問他，他聽了，則總是笑笑，並不置可否。盡管，爾後常常一個人沉思，往事也如雲如煙一般從眼前掠過，但他的情緒卻顯得十分平和而寧靜，而那些曆史塵埃，便紛紛從記憶中剝落，不複在記憶中浮起。
當少城最後一段城牆要拆除時，戴坤、戴勒、玉姍、羅綸、杜三爺、宮炎、卓木克，甚至連遠在北京的蒲殿俊，都像有某種心靈感應似的，不約而同地來到了現場。
這是一個晴朗的春日，綿延而幽長的春風從成都平原緩緩掠過，樹木都開始綻出了芽苞，最初的桃花已經開了，枝椏上，也綻出了片片新綠。街道上，熙攘的行人匆匆走過，似乎對拆除城牆一事並不感到特別的新奇與關注，相反的，倒是對聚在一起，站在拆除城牆工地不遠處的這一群人投來陌生的不解的目光。生活就像流水一樣匆匆流淌，歲月已把許多街道景物改變得麵目全非。時間像流沙一樣沒過原野，淹滅了人們頭腦中的許多記憶和曆史塵埃，許多往事已經被人們忘卻，唯有這群從曆史中走過來的，對於他們來說，少城有著特殊意義的人，才對它投以了與眾不同的關注。
盡管如此，他們卻幾乎不發一言，默默地麵對著這曆史最後的殘跡，就像曆史本身無言一樣，讓這最後的場景，永遠銘刻進自己的記憶。
終於，“轟”的一聲巨響，隔斷少城與成都大城的最後一段城牆倒坍了，它倒下時的磚頭、石塊激起了巨大的煙塵，就像一朵朵綻開的、灰色的、巨大的蘑菇雲一般，在陽光的照射下，久久地，久久地不散，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在城牆倒坍的那一霎間，從倒坍城牆的背後，露出了新世紀的，帶著金色陽光折射的春光。
於是，所有的人，眼裏便幾乎同時湧出了百感交集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