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的根源，無非就產生於人的惰性而已，正因為人有懶惰之心，所以在檢驗得失的時候，往往希望將一件複雜無比的事，濃縮成一兩點經驗教訓，以為隻要靠如此如此，便可如此如此，盲目的去忽視不同環境，不同地域，不同時機。此番倭人新政，也是如此，倭國想要富強，需徐徐圖之，步步為營，一點點的解決掉眼下的麻煩和隱患，這沒有數十年的苦功，沒有一點一滴的積累，如何可能？”
“可數十年的苦功，誰有這樣的決心？那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教，可願意自己二十年的苦勞，最終也不見什麼效果嗎？可他仰慕我大明新政的成果，恰在此時，又有鄭晨這樣的人，自以為隻要總結一丁半點新政的經驗，就可成事，需知……為政者與學者的思維，是不同的。學者閉門造車，隻需去檢驗得失，卻不知時務，偏偏學者提出的辦法，其實恰恰最切合人心。”
張安世在這頓了頓了，才又道：“之所以切合人心，是因為學者忽視掉了做事的艱難，並不曾想到，新政的鋪開，是先從財富的積累，一點一滴的剪除掉阻攔新政的隱患，還有無數人為之奮鬥和辛勞的原因。卻一味隻盲目的認為，隻要下達了某個政令，便可如何如何。此等學者，看看他的書，也就得了，還真有傻瓜照著他們的方法去做，豈不是比鄭晨這樣的人還要愚蠢？”
胡廣：“……”
眾人的麵色在此時也不免起了一些變化，有人一臉頓悟之色，有人麵露糾結，甚至有人認真細思起來。
張安世則是繼續道：“隻是足利義教這樣的人，他絕不愚蠢，恰恰相反，據我所知，此人乃是中興之主。可連他這樣的人，卻做出這樣的蠢事，在我看來，其實……這都是貪婪和急於求成的結果！”
說到這裏，張安世似有感觸地歎了口氣，隨即又道：“人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從而願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倘若足利義教來向我討教新政，我對他言：新政要成，要數十年苦功，需要數十年的財富積累，需要悉心的培養一代又一代的人才，需要厲兵秣馬，隨時預備平定一次次的叛亂，甚至到時反對你的人，可能是你的至親，到了那時，你也不能手下留情。完成了這些，在數十年之後，才有三五成成功的可能，可更大的概率，是身死族滅。”
“那麼……這足利義教，還會願意相信我嗎？同樣的事，他去求教鄭晨，鄭晨卻告訴他，新政容易，隻要修改律令，隻要頒布一些詔令，那麼很快就可水到渠成，短短數年之間，就有成效。這足利義教，會願意誰？就說這遼東，遼東若是發生叛亂，那麼有人提出，遼東苦寒，且各族林立，想要真正消滅一切隱患，就比如朝廷數十上百年不斷的經營，才可最終消除一切隱患。可另一人卻說，遼東的事，太容易了，三年時間，隻要三年，便可平遼。那麼……人們願意相信前者還是後者？”
張安世道：“新政的難處，不身在其中的人，誰能知曉其中滋味，這二十年來，陛下這樣的馬上天子，排除一切艱難險阻，誅殺了多少不臣之人，又有多少文吏和校尉，前仆後繼，即便如此，這二十年來，更不知遭遇了多少的風險，才有今日，這法令和詔書乃是新政的成果，是因為一件事，辦成了，最終通過政令和詔書來予以確認，而非是因為有了詔書和律令，隻要頒發下去，就可水到渠成。所以……這倭國內亂，其實早已注定了，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眾人聽罷，不管方才如何心情複雜的，此時都紛紛露出了苦笑。
就連朱棣也慢慢地琢磨出了味來，不由笑了笑。
倒是胡廣似乎還有些不甘心，便道：“可前些時日，分明……倭國的消息……都很好……”
張安世道：“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胡公，我早說過，別人的話，不可盡信，士紳如此，商賈也是如此。其實恰恰是因為商報的好消息太多，我才斷定，這倭國的內亂，已至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胡廣皺眉道：“為何？”
張安世道：“很簡單，開了海貿，大量的海商紛紛抵達倭國，從中牟取了暴利，若非如此的暴利，這商賈們，又怎會如此歡天喜地的讚頌倭國的新政，由此可見，倭國新政最直接的受益人，恰恰就是這些海商。”
“貿易的增加，既是好事，也是壞事。這倭國貧瘠島國，島上又沒有太多的特產，生產的技藝，又遠不如我大明，現在卻是海商雲集，那麼必定是有大量的海商，將我大明的各種珍奇，運輸往倭國，也必然造成倭國數不清的金銀外流，也就是說，這樣的貿易規模越大，非但不會使倭國更加富裕，反而會直接破壞倭國的生產，使大量人……徹底失去生業，唯一得利的，除了我大明海商，便是少部分依靠進口我大明商貨的倭商，而真正受害的，卻是倭人無數的軍民百姓，人們隻曉得海貿能帶來財富，卻殊不知，天下的財富，乃是恒定的，我大明的財富自海上得來，那麼必定會有一方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