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自卡爾馬克思和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合著的《**宣言》。編者注
[2]西康省：民國時期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早期的一個省，所轄地主要為現在的川西及西藏東部，多數地區是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聚居地。編者著
一個國家的悲傷與勇氣
我可以坦誠相見，因為我與這些愛國者不同，我並不為我的國家感到慚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煩都公之於世，因為我沒失去希望。中國比她那些小小的愛國者要偉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們來塗脂抹粉。她會再一次恢複平穩，她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林語堂
一
2007年的8月到9月，我與幾個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線不確切存在，卻充滿了象征意義。從黑龍江的愛輝出發，一直到雲南的騰衝。在地圖上，這是一條斜線，一位叫胡煥庸的人口地理學家在1935年創造了這條線“愛輝騰衝線”，它也被稱做“胡煥庸線”。以此線為界，約有94%的人口居住在約占全國土地麵積40%的東南部地區，6%的人口居住在占60%左右的西北部地區。
出生於1901年的胡煥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後在東南大學和巴黎大學接受教育，像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他學習現代知識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也當做拯救古老中國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的國家，你能夠幫助她嗎？魯迅不是在1927年說我們是“無聲的中國”“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這些應說的話……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胡煥庸相信人口與地理是了解中國的重要角度，地圖上這條斜線不正說明了為何中國是如此的擁擠，人口的壓力這樣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於我們對現實的判斷，也能從我們昔日的經驗中獲取某種精神與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語堂在1934年手不停歇地寫作《吾國與吾民》中國曆史悠長，曾經無比輝煌，也有很多弱點，但它充滿了韌性，總是能從挫折中複原；所以曆史學家雷海宗在“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完成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將1937年的抗日戰爭，比作將近1600年前的淝水之戰，上一次戰爭標誌著中國的再生，以南方為代表的新文化主導了中國，而抗日戰爭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他多少相信這次戰爭是一劑瀉藥，幫助中國擺脫痼疾，重新獲得勃勃生氣。
這些片段總是讓我動容。他們讓我看到了一個國家、一代人在麵對巨大挑戰時所作出反應的熱忱、豐富與深沉。他們的洞察力超越了時間，以至於70年後，仍滋養著新一代人。
今天，盡管經過多次移民，我們的人口分布仍遵循著“胡煥庸線”的劃分，而70年過去了，沒有著作比《吾國與吾民》更誠實與美妙地解說中國，其中很多判斷似乎是為這個時代而作。
地圖上的斜線，不可能成為真實道路。我們的旅行大致沿著它進行，乘坐長途公共汽車我們經過東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濃重的煙塵中穿行，在秦嶺中繞來繞去後抵達了風物不同的漢中，然後從川北的綿陽到成都平原，最終進入雲南……我們路過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談話，我迅速忘記了試圖通過這條“胡煥庸線”來了解中國本質的宏大願望，但是和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觸，卻帶給我某種更細微的觸動他們每個人都經曆著時代的迅速變遷、種種的社會運動，20世紀的中國被各種災難與試驗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們必須頑強地在其中尋找平衡，為自己創造更大的空間。那個古老中國的很多特性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他們勤勞、忍耐、富有韌性、隨遇而安；另一方麵，最近一個時期的氣質也改變了他們，他們渴望各種“新生活”、不害怕流動性，甚至膽大妄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
這次旅行或許浮光掠影，觀察或許不夠深入，我試著打破在我的頭腦中正在形成的某種僵化。生活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裏，你很可能被書籍、互聯網、咖啡館裏的談話所封閉起來。你以為自己無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隻是接受了某種狹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於沒有親身的體驗，你的知識與理解則流於抽象與蒼白；你或許有一個宏觀的框架，卻沒有細節可以補充。雙眼、雙手與雙腳的感受，與電子屏幕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