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孔廟，遊客寥寥。我坐在一棵古樹下的長椅上發呆，它該有幾百年的光景了，枝幹粗壯而繁多，樹葉茂盛，像是可以遮蔽住整個天空。一位老先生慢慢地走過來，坐在長椅的另一端。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灰色夾克裏麵的紅色運動衫，與他的年齡不相稱的耀眼。
“您會講國語嗎？”我大聲地問他。這裏是台南，人人習慣說台語。他的年紀大概有70歲了，我擔心他聽不清。
“不用這麼大聲，我聽得清。”他的國語標準而流暢，讓我吃了一驚。我忘記閑談是怎麼開始的，似乎當我問了他何時出生，在哪裏學的國語之後，他一生的故事就開始伴隨著喃喃自語而滑出了。
他出生於1924年，日本撤離時，他隻有21歲，正在台北一家師專裏讀書。既然日語不再學了，他就轉學英文。畢業後，他在一家女子中學教英文。接下來，他備受命運捉弄，因為心直口快，他成為了白色恐怖年代的犧牲品。從1953～1966年，他因莫須有的罪名在牢裏被關了13年。出獄時，他青春已逝，又有罪在身，找不到工作，也很難建立家庭。一位來自鄉下的婦人最終成為他的妻子，她當保姆、剪裁衣服、養活家庭。他也在高雄的出口加工區找到了一份工作，台灣的出口型經濟正在起飛，他為那些往來的訂單和交易撰寫英文信件。不久，他們還有了一個男孩子，一個安穩的家庭建立起來了。
如今，他又變得形單影隻了。兒子在新竹的一所大學裏教書，很少回家，而那個在他人生低穀時期到來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每天下午3點，他總要來孔廟前的這片空地鍛煉，他喜歡靠在孔廟門口一個圓滑的石墩上，不斷將身體後傾、仰起頭，舒展後背與脖頸的肌肉。他讓我學他的姿勢，這時候我滿眼都是那棵古樹的茂盛枝葉了。他讓我順著他手指看過去，兩個合攏的樹枝就像是正在張開的溫暖而遼闊的手臂。“我覺得她就在那兒等著我呢，要我過去找她。”他喃喃自語。我感覺得到，思念與孤寂正一刻不停地侵蝕著他……
坐過國民黨的監牢，我原以為他會是個堅定的“**”分子。結果他指著孔廟院子裏那些石雕的漢字“天佑台灣”說：“台灣人太狹隘了，孔子是世界的孔子，不是台灣的孔子，也不僅是中國的孔子。”
我很想知道他的政治主張。但他一定要我們去他家做客，然後請我們吃鐵板燒，他願意邊吃邊聊。接著，他騎一輛摩托車先去了，它還是30年前買的，那時台灣剛剛富裕起來，摩托車是方便、自由與現代的標誌。
鑽進隻容兩人的電梯，到了三樓，就是他的家了。一間客廳、一間臥室，都不過七八平方米大。房間裏堆滿了書、雜誌、報刊，像是個離休的大學教授的臨時居所。客廳的牆上是幾幅老畫像，滿是那個身穿藍色長袍的清朝中國的味道。在屋內，則是他妻子的黑白照片，她有一張關切安詳的臉，似乎可以承受命運的各種安排。
我還看到了一張10多年前的照片，他正站在中央揮舞著一麵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照片上的他，比現在麵色紅潤得多。這是新黨成立大會的那天，他是新黨的支持者。他最仰慕的政治人物是朱高正。10多年前，朱高正是台灣政壇不可錯過的人物。他1954年出生於雲林縣，自稱朱熹的第26代孫。他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係，並赴德國波恩大學深造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對康德推崇有加。回到台灣後，他成為民進黨第一批黨員之一，入選立法委員後，他開創了在立法會中大打出手的風氣，被稱做“立法拳王”。但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他堅持中國統一的理念，與民進黨愈走愈遠。但如今，曆史已逐漸忘記他了。
離開他家時，老人堅持送我一本朱高正的小冊子《“台灣意識”的困境與出路》。然後，我們一起散步去那家他最喜歡的鐵板燒店“太貴的我請不起，我們就去這家吧。”夜晚即將到來，天邊的紅霞已連成一片，我們穿過一幢幢房屋，一家家商店、餐廳，一個個路口，安靜而不無蕭條的台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