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黃是這個溫州網絡的一部分，他自2001年開始在羅馬生活，我對他充滿了好奇，約好再見麵。對我而言，溫州話甚至比意大利語難懂，後者我至少還能聽懂或者說出幾個單詞，但前者即使我認識他說的每一個字，卻一個字也聽不懂。
幾天後，他開著一輛2.6萬歐元的Golf從火車站接我們去他在羅馬近郊的辦公室。在羅馬的幾天裏，我已熟悉了壯麗得讓人心顫的石建築，被歲月侵蝕的古堡與牆壁，修剪得像是蘑菇的高大鬆樹，快速飄移的雲，四處盤桓、偶爾鳴叫的海鷗，大理石雕塑的健美的男女身體，顛簸的碎石磚路，還有濃烈、耀眼的陽光。如果忽略掉洶湧而來、正翻看著旅遊手冊的遊客大軍，這真是一座令人動容的城市，曆史的肅穆與激情、時代的轉換與銜接，就那樣以突然又不經意的方式發生了。在卡拉卡拉大浴場，青青草地、頭頂上不斷掠過的白色海鷗與殘餘的、形狀奇特的牆壁是如此協調，似乎前兩者一直在此生活，目睹了昔日輝煌的轟然倒塌，時間溶劑的化解……親眼見到了這些，我才理解了為什麼愛德華吉本說，正是這些古羅馬的遺跡激發起他投入《羅馬帝國衰亡史》艱苦卻輝煌的寫作中。
坐上了老黃的車，我感覺到既陌生又親切。我可以和他流暢地交流，而不像之前總是重複幾句簡單、蹩腳的遊客意大利語。但是，我又無法和他談論我對羅馬的感受，我知道他對此缺乏興趣，他的羅馬是另一個羅馬，他在這裏創造工作與生活，而不是一個遊客。
1954年出生的老黃，像很多的他那一代人一樣，既被命運裹挾又與命運抗爭，小學沒畢業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1973年他參了軍，成為沈陽軍區的一名工程兵，駐紮在吉林，學習並演練如何在一條河流上架設一座浮橋。“一條200米寬的河，差不多五六分鍾就可以通車了，”他說，“一個班大概管十幾米，大概用200人。”戰爭並沒有發生，但他參與過唐山大地震的搶險工作，並在抗震現場參加了**的追悼會。1980年退伍後，他在溫州做過各種小生意，從生活用品到工業電機，他是溫州興盛起來的輕工業產品的業務員之一。剛剛開始經濟改革的中國什麼都缺，溫州的產品質量不佳卻仍有銷量。
1990年，他決定開始自己的生意，選擇的是食品加工。就像東北人釀黃醬、四川人醃製辣椒，溫州人喜歡吃一種蝦醬。這是溫州人的家庭習慣，但老黃決定將它產業化生產。他生產的成品蝦醬受到了歡迎，並且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受到了僑居歐洲的溫州人歡迎這是家鄉的味道。老黃與歐洲的聯係也這樣開始了。
“我剛去了趟馬達加斯加。”老黃隔著他的辦公桌對我說。他講完了他的年輕時代、最初的商業冒險，他於2001年正式在羅馬注冊的公司的生意範疇已從最初的蝦醬生意，擴展到更廣泛的食品進出口貿易。他在溫州的工廠是生產基地，幾百名工人生產出口食品，而在羅馬的公司則是由不到10名員工運轉的貿易公司，負責簽訂合約、處理稅務、了解市場行情、尋找新客戶……每一則關於中國食品安全的新聞，都給他的生意帶來了波動、增加了難度。“原材料和水質是食品加工的兩個主要問題，”老黃說，“我們普遍使用農藥，還有水質的惡化。”
他前往馬達加斯加，是去尋找一種青蟹，用它醃製的青蟹切塊在歐洲的華人市場大受歡迎。但到了這個前法國殖民地的非洲島國後，他才發現日本人與法國人早已壟斷了生產基地。這次無功而返的旅行，是老黃的商業生涯中再普通不過的經曆之一。
他54年的人生，是一次次陌生嚐試的集合。盡管失敗與成功夾雜，但沒人能否認，他的視線是一個不斷開闊的過程，這開闊的速度甚至令人眼花繚亂。老黃享受這開闊與陌生所帶來的驚喜。他喜歡羅馬，比起溫州經常陰鬱的天空，這裏的陽光耀眼得令人心醉，他還享受到台伯河邊釣魚的時光，他的電腦屏幕上正是他抱著一條大魚的照片。他也喜歡在這裏相對簡單的關係：“隻要你在法律規定內做生意，就不怎麼需要和政府打交道，在中國，關係實在太複雜了。”
當看到我的朋友因時差而帶來的困倦時，他帶著我們穿過淋濕的小街，來到街口的一家咖啡店。下午5點，這家咖啡店正人聲鼎沸，站滿了一副藍領工人模樣的白人我還分不清他們是意大利人還是從羅馬尼亞來的勞工。店主是一對福建夫妻，丈夫高大英俊，像是個東北漢子，而不是典型的皮膚微暗的東南沿海人，他正用意大利語大聲和一位顧客開玩笑。他的妻子則在咖啡機旁忙碌，模樣幹練，不知為何，她讓我想起了“豆腐西施”與孫二娘的混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