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酒精的哲學談話消亡了，我懷疑在這偌大的“墮落街”，除去這一桌的青年，還有誰關心尼采和張誌新的命運。我記得隔壁包間裏突然傳來高聲爭吵，一個興奮異常的女生說起自己曾是全縣的高考第一名，她和一名男生爭論起到底是誰的分數高一些，緊接著因過分興奮而啜泣。很有可能，討論高考的輝煌，是這些在大學中壓力過大的青年最後的獲得自我安慰與認同的砝碼……
我們分手時，夜色已黑，人生依舊喧鬧，趙岩準備去看一夜球賽，明天一早坐火車去珠海，而其他人要編輯5月份的報紙，很多人把所有的課餘時間，都搭進了編輯部，沒時間去談一場戀愛。
我們在街口道別，拍照留念，在一片亂糟糟的背景下，那些年輕的、帶有醉意的麵孔，生動、燦爛、天真……
無根的丹青
一
“拉薩的馬路上全是尿的味道，夜晚時，犛牛就直接睡在路中央，寺廟裏飄出酥油香，”陳丹青這樣回憶起對西藏的第一印象，“當時覺得像是到了外國了。”
那是1976年的秋天，陳丹青23歲。他是個英俊的年輕人，178公分的修長身材，有一張南方人的清秀麵孔，大眼睛、鼻梁挺直。當他笑起來時，有一股少年人的憨厚，頭發總是亂蓬蓬的，但在他的朋友中間，他以能言善辯著稱。在一幅他的朋友所繪的鉛筆素描上，他表情嚴肅而倔強，似乎飽受委屈，隨時準備展開一場反擊。
在拉薩，他算是借調來的知青畫家。他很樂意離開蘇北插隊的那個小鄉村。自從1970年起，他就成為全國1600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的一員。最初，他被分配到江西，幾年後他又跑到了江蘇。真實的農村生活，既不像“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樣激動與高尚，也沒有古詩詞中描繪到的靜謐、詩意。
“每天下工後，我跟在牛後麵回來，走在田埂上，天開始黑下來，”他被一種絕望包圍，“完了，我到老都得生活在這個村子裏麵。”畫畫是他逃避絕望的方式之一。
他是1968年開始學習油畫的，畢業於“行知藝專”的章明炎教他在油漆的大鐵皮和水泥牆上畫**像。那時，“文化大革命”度過了它最動蕩的兩年。陳丹青目睹著周圍人的命運戲劇性起伏。當這場社會革命於1966年5月份爆發時，這位13歲的少年感到莫名的興奮不用上課了。但隨即，興奮轉為了震驚與苦澀，他的身為知識分子的父母成為被批鬥的對象，他看著自己的家被抄，父親被人摁著頭在公共場合批判，而他自己則被孤立起來“昨天還在和你玩的朋友開始向你吐口水，扔石子”。幾個月後，鬥爭範圍擴大了，曾經嘲笑他的家庭也被批鬥了。
我不知這幕眼花繚亂的戲劇是否深刻地影響了這個13歲少年的內心，令他覺得這世上沒什麼是穩固可靠的，也沒什麼值得相信的。不過，青春的活力和懵懂或許能暫時消化掉這些悲痛而荒誕的記憶。
社會機構被摧毀，日常生活失調，少年們卻可能在混亂中尋找到意外的自由。他在街道上無所事事地閑逛，焦急地等待著喉結的變粗，用說粗口掩飾自己的膽怯，並隨時準備和人打上一架以證明自己。
他旺盛的好奇心也通過某種奇特方式來滿足。“紅衛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難見著的外國小說、畫報、畫冊，給散到社會上來了，”陳丹青說，“我們讀民國時期的翻譯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學，聽古典音樂，當時流行傅雷翻譯的《藝術哲學》，我看不懂，可是裏麵有美術史黑白圖片。”
陳丹青的生活是雙重的，白天他畫**像，夜晚則臨摹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的作品，還有從垃圾箱裏揀來的撲克牌它的背麵印有哈爾拉莫夫的《意大利女孩》。他還幸運地碰到一些刻骨銘心的場景，那是1968年的春天，他在上海淮海中路到陝西南路的一段水泥牆上，看到一群正在作畫的青年，他們“一字排開，高據木梯，手握大號油漆刷”，正在塗畫一幅巨大的**油畫像。幾年後，他認識了這些比他年長幾歲的青年，他們叫夏葆元、魏景山、陳逸飛、賴禮癢……他們是上海美專的畢業生，厭惡已占據中國藝術主導的蘇聯現實主義傳統，試圖在政治與革命題材上，實踐對於德加、門采爾、柯勒惠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