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畢業後，陳丹青的知青生活在贛南、蘇北的農村和上海之間來回轉移著。他試著擺脫沮喪的農村生活，用50元錢賄賂南昌一所文藝學校的招生者，卻失敗了，他的藝術天賦在偶爾時刻派上過用場，他為江西人民出版社畫過三本連環畫，還曾為下鄉所在大隊辦的骨灰盒廠服務過青鬆、白鶴、夕陽、落日、蘭花，他將這些形象繪在骨灰盒的周邊空白處。他最愉快的時刻，還是溜回上海的油畫朋友圈子，他和那些美專的學生已經相熟，他們躲在屋子裏偷偷聽33轉兒的古典音樂老唱片，切磋如何打破已成為教條的蘇聯油畫技巧，對於重新開始的全國美展議論紛紛。陳丹青第一次前往北京就緣於1974年的全國美展。懷揣從家裏要來的40元錢，他換了好幾次火車才趕到。“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後來到紐約、到巴黎，走進中國美術館就像走進盧浮宮，一泡一整天，賴在幾幅畫前，後麵全是人擠著，比現在印象派展覽的觀眾多得多了。”他回憶說。
這種熱忱象征了陳丹青對於坐標的渴望。他們是一群散落的種子，憑著本能發芽與結果，能依賴的隻是從緊閉窗簾漏過的幾縷陽光。那時的中國，既與整個世界割裂開，也埋葬了自己的傳統，而陳丹青和他的朋友，則依靠零星尋找到的曆史遺跡、相互間的鼓勵與影響而成長。青春無所畏懼的生命力、對僵化模式的反抗，還有那個時代特有的對恢宏氣勢的熱愛，激發起他們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並以一種錯亂而意外的方式爆發。
於是在1976年秋天的西藏，陳丹青看到的卻是庫爾貝、列賓畫筆下的風物，是19世紀的俄羅斯的現實主義傳統，他也記得朋友魏景山的勸告不是以素描去陳述對象，而是在對象中看見素描。
他還在拉薩遭遇了人生中的另一次重大曆史事件**的去世。這一事件激發他畫出了《淚水灑滿豐收田》，金黃色稻田裏、身穿皮袍的藏民，正圍繞在一個小收音機旁，**去世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波傳來，他們神情悲壯……
這幅154cm×235cm畫作，成為陳丹青的成名作，它入選了當年全國美展，掛在令這個年輕人仰慕的中國美術館裏。它給人帶來的衝擊來自於畫麵的情緒，就像他自己所說的：“畫工農兵哭，這在當時絕對不可以，可那是哭**，但美術界欣賞的是悲劇性。”
對於23歲的陳丹青來說，畫麵上的情緒或許是悲劇的，但在私下，他則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希望和躁動一個時代結束了，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麼？
二
我再次見到陳丹青，已是2008年5月，北京初夏的傍晚，幹爽宜人。在東三環旁的一座小區裏，他領我們進入他的畫室一套兩層挑高的單元房。堆在東牆的木製畫架框，他在歐洲旅行時購買的雕像，西牆牆上的他臨摹的委拉斯凱茲的名作《宮娥》，老式沙發擺在房間中心，木桌上放著零食與水果，桌上那盆正嬌豔盛開的牡丹，一下子讓我出了神，它不僅散發出香氣，還帶來了某種氣氛，似乎隻要沙發上再側臥一名豐滿女子，我就進入了一位19世紀歐洲藝術家的畫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