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北麵是整麵的落地窗，一條鐵軌橫在窗外不遠處，更遠一點是這個不斷變得更寬、更高、更閃亮、更喧囂的北京的縮影：國貿中心、建外SOHO、萬達廣場、嘉裏中心，那些巨大的熒光廣告飄浮在灰塵與夜色中，還有那座在黑夜中像是天外來客的CCTV新大樓荷蘭建築師雷姆庫哈斯的備受爭議的作品。使用若看小說閱讀器看千萬本小說，完全無廣告！
“操他媽的文化背景。”我記得陳丹青不止一次引用過庫哈斯的名言，似乎語帶譏諷。對於陳丹青來說，這座大樓和遍布在中國城市的新建築一樣，是一個“急於趕超”、“一心求新”的中國文化心理的典型流露。他將這個傳統上溯到19世紀末，從那個時刻起，中國的文化自信開始被摧毀，一代代人急於讓自己變得和西方一樣。李鴻章購買德國製造的堅船利炮，孫中山試圖將美國共和製引入中國，胡適想創造中國的文藝複興，**想超趕英美依賴的卻是蘇聯的技術與製度，而此刻的中國，像是一個舶來觀念的實驗場，而且結果經常是一個拙劣的仿製品像是一個小城裏穿上西裝的青年，看似時髦，卻總是不對勁。
這些言論，也是過去8年的陳丹青給予中國公眾的印象一名機智、犀利、淵博、直接的批評家，語言別致、感受細微的散文作家。事實上，我對於他的認識，是從他的寫作，而不是他的畫作開始的。
我記得2005年春天的一個深夜，我閱讀到那本薄薄的、黃色封麵的《陳丹青音樂筆記》。此刻的陳丹青已是個被過度談論的人物，在雜誌封麵上、在電視屏幕前，還有互聯網之上，他幾乎可見頭皮的板寸、冷冷的眼神、有點陰柔的英俊，還有那不變的黑色中式褂子，已是此刻中國社會最難忘的形象之一，像是某個民國人物或是一名剛剛卸了妝的梨園愛好者。
我記得書店裏長期擺放著那兩冊一套的白色的《紐約瑣記》，還有偶爾增加的新書《多餘的素材》，或是《退步集》……這些書我沒有購買，一方麵，它們變得過分時髦，在一群自認為有想法、有性格的年輕人中，人人都在談論陳丹青，就像幾年前，他們談論王小波一樣；另一方麵，我對於藝術所知甚少。我模糊地記得他作為畫家的標本意義。1980年那組《西藏組畫》早已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史的開端，在某種程度上它幫助中國人開始重新觀察他們熟悉的世界。或許也是對於此刻中國藝術家正在獲得暴發戶式的地位感到嫉妒與不屑他們沒有特別的才華與真誠，在這個視覺主導的時代，卻獲得過分的關注。所以，我對這個幾乎30年前就暴得大名，然後在紐約銷聲匿跡，如今又歸來的人物，保持著下意識的回避過去10多年中，有多少人將在異國生活的貧乏經驗，販賣回國內。
但在那個夜晚，閱讀這本偶然購買的小書，我卻感覺得到自己內心的潮濕。上一次類似的感受，是來自於餘華的散文集《**》，也是他傾聽古典音樂的曆程。我搞不清曲目的名字，記不住音樂家的名字，更分不清版本，但古典音樂卻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清晨時，它被我用來清理頭腦；沮喪時，我從中獲得安慰與鼓舞；而我工作時，它則飄蕩在空間裏；我知道當我需要一個抒情的結尾時，我該聽一段拉赫瑪尼諾夫。我喜歡餘華，是因為他試圖在音樂中尋求敘事，在肖斯塔科維奇的旋律和霍桑的句子之間，找到相似的回應，那都是人類心靈的密碼。
陳丹青則讓我在音樂裏，聽到那些往事與記憶。比起他對於音樂家和音樂會的品評，我更喜歡他對於自身境況的描述。我喜歡他那樣的語句，“終日作畫，音響常開著。1989年冬初，是在遲午，紐約第104頻道古典音樂台正播放肖邦。”或他對第一次聽到《拉科齊進行曲》的記憶，那是在1970年的贛南山中，他用自製的收音機偷聽台灣的廣播，“因是山野荒村更深人靜的偷聽，台灣女播音員的款款語調格外柔美”，“柏遼茲管弦樂一聲聲清亮清亮地奏起來，傳過海峽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