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自我蕩滌的過程,他在逐漸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如何與自己相處,這種經驗是在人群與運動中長大的他那一代人,很少體驗到的。
在最痛苦的時刻,叔本華撫慰了他:“我突然發現,哦,生命一點意思也沒有,從那以後就好多了,然後讀叔本華,發現他媽的就這麼簡單,種種得失都放下了。當然焦慮苦惱肯定會有,但是情緒的那些東西都離開我了。”叔本華的虛無情緒,或許讓他想起了1966年那些無所適從的日子。
也是在這種疏離與寂靜中,中國的主題卻意外地回到陳丹青的內心。在中國時,他一心要尋找歐洲視角,而在美國,他卻發現原來中國的傳統是如此豐富。他發現了董其昌的魅力,“帶著全套的油畫工作鑽進他管轄的水墨山林中”,在接下來的年份裏,他還將不斷被中國昔日的藝術成就所震驚。
7年的紐約生活給予他的另一個重要啟示是,你要肯定自己的經驗,它是你重要的資源。於是,他開始將正在發生的新聞,和他昔日對歐洲油畫的記憶,放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上,他開始畫三聯畫、四聯畫,甚至是十聯畫。這些畫作曾給予他巨大的激情,但是它們始終安靜地躺在他的畫室裏,它們從未被展出過,也很少有人看過。
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的過渡是以突然截斷的方式完成的,而在紐約,陳丹青的方式則自然與平靜得多。他熟悉了這裏的空氣、味道、節奏和顏色,喜歡上與自己相處,而且有更多的中國藝術家正不斷湧來,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表達方式。除去繪畫,他還開始練習寫作,閱讀生涯打開了他的另一重視線,更何況,他還遇到了另一名在紐約遊蕩的人,那個不會拒絕學英文、沉浸在現代漢語之中的木心成為了他在文學、思想上的啟蒙者。或許,也是通過木心,他還產生了一種對民國時期的中國濃濃的鄉愁那時的中國人,根依舊未斷。
四
“2000年2月9日,嚴寒,大晴。我從肯尼迪機場啟程回國。飛機轟然升空後,我臨窗下看,與紐約默默告別。”陳丹青在2007年新版的《紐約瑣記》中寫道。他在這個城市中住了18年,他的全家已搬至此,但他最終還是決定回國。
吸引他回來的,是鄉愁,還是又一次對現狀的逃避他厭倦了紐約局外人與旁觀者的生活?18年間,世事滄桑。1982年他離開中國時,滿耳仍是李穀一顫微微的“屬於你,屬於我,屬於我們80年代的新一輩”,而現在誰還記得李穀一。是的,很多人仍記得《西藏組畫》,所以清華大學的美術學院希望他能回來任教。但是,他也看到了,作為畫家的陳丹青給人的記憶,似乎仍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在1990年後的新探索,畫書、三聯畫,很少有人知道。而在中國當代藝術的版圖上,他“文革”時的兄長與朋友陳逸飛,已經完成了多次轉型他從革命情懷到了江南水鄉,如今又變成了電影導演;而比他更晚來到紐約的徐冰、穀文達、蔡國強,則已經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而陳丹青將以何種麵目再度登場?
昔日的幽靈無時無刻不在。“我沒有那種為別人的承認的焦慮。”陳丹青說。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確早已經體驗過名聲的喜悅,23歲畫出了《淚水灑滿豐收田》,27歲則已是《西藏組畫》的作者。他也聲稱10年來,很少受到內心折磨,他獲得了某種平靜。
我不能確認是否當真如此。他坐在我對麵,緩緩地談話,一根接一根地抽細長的大衛杜夫香煙,之前,他耐心地被時尚攝影師擺來弄去,誇其中一位攝影助理的好身材,分明是個溫和、寬厚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