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再度回到了過去一個世紀知識分子、藝術家們的傳統。若看小說網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充滿悲劇、不斷墮落的中國文化圖景。他們用各自的方法，來改變這種現狀，但卻始終發現，他們力量微弱。
一個世紀以來，我們生活在西方的陰影之下。我們模仿他們，不斷自我反省，卻發現這種反省並不奏效。魯迅哀歎、譏諷“吃人的傳統”，但是當陳丹青成長時，這些傳統已經夭折，但此後並未出現一個新世界，相反的，失去了傳統的人，在以更高速度墮落。他不斷碰到類似的困境，在他年輕時，他需要打破封閉、需要更多的信息，但他再度回到中國時，他發現盡管麵對如此多的信息，年輕人的頭腦卻以另一種形態封閉著……
他繼續求助於傳統，求助於記憶，求助於常識。他不斷引用著約翰伯格的名言：“一個被割斷曆史的民族和階級，它自由的選擇和行為的權力，就不如一個始終得以將自己置身於曆史之中的民族和階級，這就是為什麼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過去的藝術，都是一個政治問題。”他重複著民國的精神，民國人的麵孔與風範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與進步之後，人的質量反而降低了。
五
對我來說，此刻的陳丹青，有點像是馬修阿諾德在19世紀末的英國所扮演的角色。阿諾德目睹了英帝國的興起，中產階級庸俗的價值觀、物質主義，支配了維多利亞時代，他試圖通過古希臘傳統，來恢複英國社會的貴族精神、對精神世界的追求。阿諾德的批評被形容成“矗在藝術、政治與社會政策的血腥十字路口”。
而陳丹青呢？你當然不能苛求他的知識背景與思維深度，他自己早已承認，他是斷層中的一代，缺乏足夠情感與知識背景，去企及更高的地方。他也沒有打破語言的壁壘，去進入更大的思想與知識空間。但是，他的方式卻是相似的。在我們談話時，他再次提到了，這個時代需要“新的語言”、“新的感受力”，30年前，他為中國的美術界尋找某種“新的語言”，而今他在公眾中廣受歡迎，仍依賴他與他在文字中的“新的語言”。
當然，他沒有馬修阿諾德式樣的道德與倫理熱忱，他將詩歌、文學視作新的宗教形式。這使得陳丹青的表達，充滿快感，卻可能變成了某種漂亮的表演，它鋒利，卻不溫暖與鼓舞。我不知道在那他內心深處，是否存在著某種持續的信念。而人類的輝煌，經常是依靠這種信念而不是頭腦達成的。
但是，對於這一切，我又怎好意思苛求？陳丹青喜歡說，他喜歡此刻的中國，是因為它“充滿劇情”，回想他所走過的53年中，在他那一代人並不稀奇，但倘若和其他國家人的相比，那麼這實在是過高的密度了。而且，這些變化中，隻有很少情況下是他們主動的選擇，大部分時刻，他們是被裹挾在更大的社會變動中，他們中隻有極幸運的才能一直跟隨自己的誌趣。同時，他們又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漫長、龐大、被各種網絡交織的社會中，個人很容易被吞噬其中，既浪費了精力與才華，又淹沒了自我。此刻的陳丹青不就正在猶豫，是在中國繼續觀看這“精彩的連續劇”，還是回到紐約重新找回那個安靜的自己。
我不知道作為畫家的陳丹青的生命是否已經結束，或是未來的曆史將怎樣記錄他。或許他對此並不關心，在他深夜獨自作畫與聽音樂時，想必叔本華經常跳躍出來吧他試圖用坦白承認人生的無意義，來麵對人生注定的孤獨與無根。我很想知道，這種方法是否真的有效。
劉香成的中國敘事
一
劉香成第一次明確的身份意識與紅領巾有關。那是1957年的福州，6歲的劉香成是鼓樓一中小學的一年級學生。小學生胸前佩戴的紅領巾，是這個1949年建立的新國家表現自己“先進性”的諸多努力之一，也像很多事物一樣，它來自於前蘇聯的影響。列寧與他的布爾什維克在沙皇俄國的基礎上建立起蘇維埃政權後，東正教傳統中小孩子的“主日課”時佩戴的紅領巾，搖身變成了**思想的少先隊的標誌。自1917年以來，前蘇聯的道路為飽受羞辱的古老中國，提供了意外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