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裏幾十位同學中，劉香成是唯一沒有佩戴上紅領巾的。“就像全紅中的一點黑，黑就是我，”多年後，劉香成回憶說，“這也是我領會到新中國製度的開端。”
阻礙這條紅領巾的是劉香成的出身。原有的社會秩序被徹底顛覆了。在鄉村，貧農批鬥地主，分了後者的家產；在城市，資本家被打倒，一種求新的觀念彌漫在社會氣氛中，人們或許尚不清楚該擁抱的新價值是什麼，卻知道需要拋棄所有的舊思維、舊秩序。鼓樓一中小學位於福州軍區的北門，它的絕大部分學生來自軍隊幹部子弟，他們是新秩序中最上層的群體。出生於1951年的劉香成，算得上是典型舊秩序的後代。他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郵傳部尚書陳壁，在中國曆史上，他的名字除去與中國早期的鐵路建設緊密相連外，他還曾挪用了部分福建馬尾船廠的經費來修建慈禧太後的頤和園，他還擁有中國士紳階層對教育的熱心，在他創辦的一係列學堂培育出的眾多學生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
劉香成的父親劉季伯則是失序的民國年代中自我奮鬥青年的縮影。他的出生地湖南湘潭，山清水秀卻很貧窮。在那裏，讀書、當土匪，或者從軍，是年輕人改變命運的三種方式。劉季伯幸運地成為一名將軍的助手，並被送入上海的一所大學培訓，畢業後他先是成為福建省國民政府的一名官員，然後在一所學校裏教書，在他的學生中有一位小姐叫陳偉雯陳姓大家族的一位小姐。
這樁地位不對等的戀情，最終成就了婚姻。他們住進陳家贈送的一座四合院裏，鄰居中有一位叫嚴家淦，當蔣介石1975年在台北去世時，他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
穩定的生活沒有持續多久，1949年到來了。劉季伯夫婦沒有聽從嚴家淦的建議前往台灣，他選擇了去香港，在那裏他又意外地成為《星島日報》的社論作家，為他牽線的則是一位**地下黨員。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樣，劉季伯的民族情感遠遠高於黨派之爭。在1950年的社論中，他將新中國比喻成春天的到來。
劉香成出生在1951年10月的香港，是6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三年後，他的母親抱著他又回到了福州的老家，因為劉季伯相信“教育還是內地好”，香港隻是個小漁村。
在劉香成懵懂的童年歲月裏，中國發生著眼花繚亂的、深刻的變革。在國際上，她已在一場代價高昂的戰爭中獲勝，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二重要的國家；而在國內，她要更改持續了上千年的傳統社會結構和心理，發動了土改，解放了婦女，鎮壓了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將黨支部建立到每一個村莊。這種變化不僅是外在的，而且毫不遲疑地進入人的內心。長期受困於“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正在被鍛造成同一種力量、同一個聲音。當然，犧牲者經常被忽略掉，如果你沒有進入這一致的聲音中，就會被隔離，被視作異端。
6歲的劉香成是如此渴望變成這一致的聲音中的一個，但是他有個那樣的家庭，而且是出生在香港的華僑。他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便開始作出別的努力。在每個星期三撿石頭的義務勞動中，在揮舞著掃把到處趕麻雀的活動裏，他特別積極。“我打蒼蠅比誰都起勁，”他說，“我的蒼蠅都是滿盒滿盒地交給班主任的。”但是他的成績單裏的政治表現一欄從來隻是兩分、三分，滿分是五分。
他對紅領巾的焦慮感到了1961年終於結束了。父親希望他回香港，內地愈演愈烈的政治浪潮不知會把這個國家帶向何方，席卷多少人。
劉香成的離開，變成了學校的新聞事件。在那個準備將自己封閉起來的年代，出國是件稀奇而重要的事。校方特意召開了全校大會，所有的同學都站在操場下，觀看劉香成戴上紅領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