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當劉香成向我講起福州的四合院，去追趕麻雀的時光，還有紅領巾帶來的焦慮時，陽光正穿過木棱的窗戶打進屋內，他的銀白頭發亮亮的。那台同時可以放8張唱片的唱機的揚聲器中正傳出“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悠揚女聲，時空一下子錯亂了。
我們坐在距離北京景山公園不遠的一座四合院裏，它400平方米的麵積比不上福州的那一個，但在日漸麵目全非、被巨大鋼筋混凝土建築擠壓的北京城中，它散發出曆史上“北平式”的悠閑味道。當1994年買下這個院子時，劉香成準備開始一段人生的新旅程。他之前的體驗豐富、路徑清晰。他是華人世界最知名的攝影師之一，為《時代周刊》、美聯社這些世界最負盛名的新聞機構工作過，還經常被授予“第一位普利策新聞獎華人獲得者”盡管那隻是1992年的一項集體性榮譽。
我是在2001年2月第一次見到劉香成的，那時他是一家知名新聞集團中國區的高級副總裁，自1994年決定搬到北京後，除去他創辦過一份壽命短暫的《中》月刊，為《時代周刊》拍攝過**1997年訪美的一組照片外，他逐漸告別了一線的新聞業。他先是成為時代華納集團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財富》論壇1999年在上海的召開。接著，他又加入了澳大利亞人魯伯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為其想進入中國市場的勃勃雄心，疏導千絲萬縷的關係。
中國的形象在20世紀90年代末再次發生改變，她變成了全球最龐大與誘人的新興市場，蘊藏著無窮的機會，吸引著人群與資本的蜂擁到來。但是，像200年前英國人馬嘎爾尼到來時一樣，這個市場被種種隱藏的、繁複的規則所左右，涉及權力、金錢、階層還有敏感的麵子。這個國家正在為自己錯亂的身份認同焦慮不安。
劉香成發現自己的經曆與身份，為了解這種複雜性提供了意外的便利。事實上，自從福州的鼓樓一中小學起，他就一直在練習不斷適應新的身份。
三
20世紀60年代的香港，處於一個喧鬧、動亂、被各種災難和新觀念充斥了的年代，它也是老式的華人社會與殖民地統治的混合體。
劉香成自始就沒有對香港產生過認同感。“廣東話我一句都聽不懂。”他對於60年代香港的氣氛也缺乏興趣與記憶，想必他在同齡的少年中，再次發現自己像個旁觀者。他寧願生活在父親所構造的新聞世界裏。劉季伯此刻是《大公報》的國際新聞編輯，他也是60年代香港仍舊活躍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員，他的同事包括聞名一時的新聞人，他的桌子對麵就是曹聚仁。
他們大多是理想主義者，盡管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骨子裏卻流淌著中國傳統文人的血液充滿憂患意識。他們密切注視著內地的一舉一動，在內心深處，他們或許也從未認可香港，相信這不過是暫居之地，他們終究要回到廣闊的內地的。他們穿著整潔的白襯衫，參加紅五月歌唱比賽，為中國取得每一次進步而歡呼。但是，他們也感受到內地氣氛的變化，那個曾代表“春天”的政權變得讓人越來越不安了。**像掛在中環的中國銀行大廈的外牆上，個人崇拜和暴力語言開始流行。新聞也有了意識形態，而作為“進步報紙”的《大公報》是不能報道阿波羅登月的，因為“它是美帝國主義的勝利”，而香港要與內地保持一致。
劉香成記得父親私下的抱怨。事實上，高中的歲月裏，他已經對國際新聞了如指掌。暑假在家時，別人都去玩，父親卻讓他把美聯社、路透社的新聞，翻譯成中文，然後由他來改。所以，當他1970年決定前往美國上大學時，自然希望學習新聞。父親的一個老朋友製止了他：“新聞是實踐。”所以他選擇了國際關係這多少也是他翻譯了那麼多國際政治新聞所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