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天，20歲的劉香成成為紐約HunterCollege的一名新生。百度搜索若看小說，比起生活了10年的香港，紐約是個更大、更自由的世界。身處美國，他的中國人意識增強了，而且獲得了另一種觀察角度。他閱讀定期出版的《中國新聞》，它們是由一群耶穌會的神父們收集整理的，這些葡萄牙人在香港、澳門收聽中國的廣播，而且能夠聽懂**的湖南話，他們把**、**的講話翻譯成英文。他讀不懂中國古文，就依靠美國的漢學家來深入了解中國的傳統、政治結構與社會心理。
但改變劉香成命運軌跡的不是政治哲學，而是他的一門選修課。他在攝影課上的主要內容是在紐約街頭隨意抓拍路人，由這些攝影習作製作成的簡易攝影集，意外地吸引了焦恩邁利的注意。這個阿爾巴尼亞人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攝影師之一，他與畢加索合作的“光筆”係列，改變了人們對於觀看的態度。鼻梁上架著粗黑框眼鏡的焦恩邁利建議這個中國小夥子來他工作的《生活》雜誌做實習生。
劉香成第一份工作的最初9個月是這樣度過的。白天，他為72歲的焦恩邁利整理資料，傍晚五六點時，他們坐在一起，老人家拿來一瓶威士忌，切一塊香蕉和蘋果，咬蘋果喝威士忌。這時候，焦恩邁利開始指著牆上貼的從報紙剪下的各種圖片，告訴這個年輕人，這張為什麼好，那張為什麼不好，解讀事件要比抓住事件更重要。有時，他還把老朋友亨利布列鬆的照片拿出來品評。
“整整9個月裏，他從來沒有談過技術問題，”劉香成說，“但結束時，他對我說，你應該去中國了。”勸他回中國的不止一位，還包括一位時代公司的高級主管。他讓劉香成在公司圖書館裏閱讀收藏的所有關於中國的照片，其中最令人難忘的一部分來自布列鬆。
劉香成想回中國，像當年的布列鬆一樣記錄這個古老國家的變化，但在此之前，他還想去歐洲遊蕩，他才25歲，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他前往西班牙，著名的獨裁者弗朗哥剛去世一周年，在他鏡頭裏戴紅帽子的是弗朗哥的支持者，他們與改革派在街頭追來打去。他還認識了社會黨領袖阿道弗蘇亞雷斯岡薩雷斯，後者是位34歲的年輕人，他帶著劉香成等一班海外記者一起喝咖啡，與他們談社會主義，幾個月後，他當選為首相，開啟了西班牙的民主年代。
劉香成接著前往葡萄牙，跟隨著葡萄牙**競選的旅程。“葡萄牙的**開著拖拉機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然後就露天燒烤，煮豬肉、做三明治什麼的，”這情景讓劉香成大感意外和有趣，“這跟中國的**很不一樣。”接著，他又去了法國，他申請臨時記者證去拍攝剛剛當選的新總理。當他從總理府走出時，看到巴黎街頭報亭裏所有報紙的頭版都是**的大幅相片，**逝世了，他意識到中國曆史的又一個轉折時刻，他要回到中國。
他上一次回中國還是1969年，那時他高中畢業，去廣州看姐姐。他住在全廣州最好的華僑飯店，房間正對著珠江，在“文革”中武鬥最嚴重的時刻，一些被捆起來的屍體沿珠江而下，漂到香港的海邊，震驚了當時的香港人。
他對1969年的中國的記憶是荒誕且壓抑的。他在一家理發店時，那位給他理發的老頭突然對他說：“站起來！”他回問：“站起來幹什麼？理發不是要坐著理的嗎？”老人家語氣肯定：“站起來，跟著我讀。”然後他轉身，讓劉香成跟著他讀**語錄。他也記得去餐館時，總有很多人排隊，服務員來到桌旁，就把一大把筷子扔給你，讓人備感壓抑。
這一次，劉香成感覺到空氣中的微妙變化。就像兩年前在紐約一樣，他把鏡頭對準了廣州的普通麵孔。他在珠江岸邊看到人們打太極拳、看報紙。“他們的神態和1969年的中國不同了，他們的身體語言表明他們放鬆了，階級仇恨減弱了，他們把包袱放下來了。”劉香成回憶，“我意識到新的時代已經到來了，我想要報道**以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