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手中這本《毛之後的中國》是1997年印刷出版的，是1983年首版以來的第4版，它16開大小，隻有105頁，收錄了劉香成1976～1981年間在中國所拍攝的96張照片。
這本薄薄的書，不僅是劉香成職業生涯的第一個高峰，也有著更為廣泛的曆史意義，理查德伯恩斯坦在1997年的評論或許並不為過。“當劉香成的中國攝影集13年前第一次出版時，”這位《時代周刊》當時的駐北京記者寫道，“熟悉中國那段深刻轉型的人立刻意識到，這是對**在1949年執政以來，關於這個國家最真實也最深刻的照片呈現。”
當劉香成在1960年結束了他對紅領巾的焦慮時，中國已決意將自己像鐵桶一樣封閉起來。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全世界對於**進行的實驗著迷不已。
但一直到1979年中國正式接納西方新聞社派駐的記者之前，關於中國的描述都是零星的。而且，這些湧到中國的觀察者們經常被眼前的情景弄得失去頭緒，這個被一致樣式、顏色服裝包裹的國家，人們表情漠然，公共場合到處都是空洞的政治標語，在外來者的鏡頭或是筆下，它們可能被輕易貼上標簽、被歸類。而掩藏在表麵下的更真實、情感湧動的世界卻被遮蔽了。
但劉香成卻真切地感受到了。事實上，他的潛意識一直在為這一時刻作準備。
“從福州戴著紅領巾離開時就開始準備了。”他說。當他1976年來到廣州時，計劃更明確了：“我非常興奮，我要拍**以後的中國。”
**去世時，他隻能在珠江邊徘徊，1978年年底他作為《時代周刊》首任駐京攝影師，可以到全中國拍攝了。他兒時的情感體驗，他通過漢學家的著作進行的知識積累，他與焦恩邁利那些似懂非懂的交流，他在美國與歐洲的遊蕩經曆，如今似乎找到了一個彙聚點，更重要的是，他還擁有年輕藝術家的敏感，他能洞察到細微的變化之下，這個社會正在發生的戲劇性變化。
他看到，這個國家正從陰影中走出來，開始學習或者重溫很多事物，他們大口地呼吸，跳不是忠字步的舞蹈，把頭發燙成彎曲的形狀，練習在公開場合接吻，滑旱冰取樂，創辦私人的企業，對著奇怪的廣告牌出神……那是一個社會的上升時期，或許色彩仍舊是灰暗的，物質仍是匱乏的，但是空氣裏卻飄蕩著希望，像是一個漫長冬日後的初春。
劉香成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優勢把握這些變化。他有局內人的體驗，卻又有著局外人的敏感。劉香成在各個地區旅行，好奇地打量著一切。帝奇亞諾坦尚尼是當時《明鏡》周刊的記者，在他記憶中，劉香成經常開著那輛有拖鬥的軍綠色摩托車，不知道他是怎樣搞到這軍人和警察專用車子的，因此他不用像其他外國記者一樣必須坐外交部指派的車輛。
他那一貫的幸運也從未離開他，他30歲生日時，侯寶林送來自己的字，黃永玉教他怎麼吃大閘蟹，怎麼欣賞俄羅斯曲，當白樺因為那句“我愛我的祖國，但我的祖國愛我嗎”而成為輿論的中心時，他就直接去他家裏拍他。“覺得很幸運，他們把我當成個小弟弟，”他回憶說，“我也覺得這個職業非常美好，我要去做什麼就做什麼，這對於一個新聞記者來說，是不可想象的自由。”
五
《毛之後的中國》改變了很多人的觀看方式，就像布列鬆鏡頭中的20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一樣，它將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定格。我相信，很多中國年青一代攝影師，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曾受益於不到30歲的劉香成的視角。這些照片中，有衝突，有隱喻，有疏離感，也有技巧，但其中始終有一種動人的情緒，對於這一點，帝奇亞諾坦尚尼的評論再準確不過了：“對那時的劉來說，中國不僅是要去發現的真相，而且是有待弄清的愛戀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