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互聯網世界，每有一個廈門那樣的事件，就會有一個芙蓉姐姐式的人物出現她是我們的Julia嗎？我們似乎剛剛看到了借由網絡生成的公共輿論的進步力量，又同時看到這種力量變得不可節製、低俗化。一種趨勢已經展現出來：一方麵在網絡上聚集的輿論力量沒有轉化成真正的社會進步，它經常是即興表演式的，是圍繞著媒體象征的短暫炫耀，參與者迅速在喧鬧中獲得滿足，沒有興趣關注其持續性變化，即興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會運動，它是碎片化、單一化的；另一方麵，人們放縱自己的情緒，使得公共空間迅速私人化，一場私人爭吵、一種個人情緒，就有可能迅速占領整個網絡空間，人們加入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群體遊戲，這個世界迅速地低俗化，越來越淺薄……沒人再抱怨信息太少了，而是經常被淹沒到信息的煙塵中，並備感焦慮。我們覺得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力，都被切割成了彼此不相關的一小段，能夠被把握住的，僅僅是瞬間的感官快樂。
三
我帶著濃重的懷疑論來參加Digital-Life-Design的會議。清晨，我沿貝爾街穿過卡爾廣場，掃冰車正在修複露天冰場。接著是紐豪斯大街，這座超過700年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業街。店鋪尚未開張，櫥窗裏的衣服、玩具，貼滿了打折標簽，不知是經濟危機已經到來，還是傳統的打折季節。路人們裹在深色的大衣裏，匆匆而過，臉上毫無表情，正如這冷峻的天氣。
聖母大教堂並列的洋蔥頭式的銅製拱頂，也能看到了，剛才，它們一直被籠罩在濃重的霧氣中，仿佛宏偉的教堂的確能通向天國。紅色的磚牆、綠色的拱頂、筆直的線條，是15世紀後哥特時代的遺跡。它是這座城市的最高建築，在內城，不管商業大廈多麼具有雄心，也不允許超過這個高度100米。三天裏，它一直是我的路標。
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它曾是僧侶的城市，是啤酒和烤豬肘子的城市，也曾是悲觀的預言家和不滿的野心家的城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是在這裏寫下了《西方的沒落》吧，正好是90年前。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折磨的歐洲在這樣悲觀的預言中，找到了快感異常的共鳴。也是在這座城市裏，落魄卻野心勃勃的二流畫家希特勒奇跡般地崛起。
一旦你進入會場，所有對曆史的感傷與追憶，都消失了。到處是鬧哄哄的談話聲，台上的人在說，走廊裏的人在說，數碼相機的按鍵與電腦的鍵盤響個不停。所有人都在談論自己的設想，所有人都在迅速把場中這一刻上傳到自己的博客上，以便和朋友在網絡上分享即刻的在場感。
我多少想起了鮑德裏亞對美國文化的刻薄評價，“在美國，唯有生產出來的或表現出來的東西才有意義”。他在那本著名的《美國》中寫道。在他眼中，歐洲文化是其反麵“而對我們歐洲人來說，唯有可能被思考或被隱藏的東西才有意義”。
倘若，鮑德裏亞的判斷準確，那麼慕尼黑的會場一定是美國主導的。最重要的演講嘉賓，和彌漫在會議中的氣氛，都是美國式的，或者是美國的技術文化式的。人們像Blackberry那樣交流，從這個交談對象到下一個，從這個會場到另一個，不斷丟失耐心。
他們分析與表達的速度都特別快，但是大部分時刻，像是同質信息的不斷出現。互聯網給予我們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切變得更公開、更透明，昔日的權威被推翻了，我們和全世界分享知識與情感，並使分散的微薄力量，轉化成新的改變世界的力量……這些陳詞濫調在傑夫紮維斯身上得到了最佳體現。
他是個清瘦的老人，臉部和身體都窄窄的，絡腮白胡子茬未能增加他的成熟，反而是一種他更要表現自己青春的充當。在他主持的一場論壇上，他跳上跳下，不斷提到他剛剛出版的一本書《Google會做什麼？》
“昔日條條大路通羅馬，現在條條大路通Google”，他在書的第40頁寫下的這一句話，或許概括了全書要表達的一切。倘若馬克思用階級鬥爭，熊彼德用企業家精神、格瓦拉用革命來作為切入世界的角度，那麼對傑夫紮維斯來說，Google就是這個新世界的樞紐。政治、經濟、社會、新聞，甚至個人身份，都要以此展開重新組織。“如果你不能被搜索到，你就不會被發現。”他在第40頁寫下的另一句話，似乎為個人身份提供了新的定義。從前，人們需要通過思考來界定自己，而現在則是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