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１１”的一代
埃裏希·瑪麗亞·雷馬克不是個好青年，他帶著老大的不情願參了軍。這是１９１６年的德國，整個日爾曼民族被一種“愛國”的激情所包圍。中產階級青年的代言人認為，這是一場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戰爭，年輕人理所應當丟下吉它，拿起槍；小說家翁格爾將戰爭描繪成“洗禮”，是“新的生活熱望”的開始；作家魯佩特·布魯克認為戰爭“是惟一的生活……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美好刺激”；一位意大利詩人則回應道：“２０歲的人，隻要不是心地狹窄或者老氣橫秋”，沒有人“會錯過戰爭”。
一直到１９１４年８月，歐洲已將近１００年沒發生大規模戰爭了。正如茨威格在《昨日世界》中描繪的，在和平年代中成長的人們確信，世界將毫無疑問地朝更為文明的方向前進。這一代歐洲青年是如此自信，過慣了和平的人們渴望變革，而青年是引導變革的最有力武器。布魯克甚至寫道：這個民族“需要更換新鮮血液，兒子需要造老子的反，讓年輕的取代年老的”。至少在當時的青年心理學家容格看來，戰爭是一個偉大的機會。
雷馬克的同學們都被師範學院的老師鼓動得熱血沸騰，他們上了戰場。１３年之後，雷馬克在《西線無戰事》中回憶道，僅僅10個星期的軍事訓練使他們領會到“一顆擦得光亮的紐扣比四卷叔本華的著作更重要。我們起先是驚訝地、然後是憤怒地、最後是冷淡地認識到，似乎起決定作用的不是精神，而是衣服刷子；不是思想，而是製度；不是自由，而是操練……”目睹血肉橫飛，忍受饑餓與死亡，令曾經的有關戰爭的浪漫主義念頭顯得無比可笑。
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整個歐洲的信心，它甚至切斷了今日歐洲與傳統歐洲的紐帶。沒有人比瓦爾特·本雅明更簡潔有力地概括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一代歐洲青年了，他說“曾坐著馬車去上學的那一代人麵對著自由天空下的風景：除了天上的雲彩，一切都變了，在這一風景的中央，在毀滅和爆炸的洪流力場中，是微不足道的衰弱人體。”而那一代歐洲青年則將傳統貶低得一錢不值，他們是新的“無教養一代”。在意大利當過一段救護司機的海明威，也將這種死亡與衰亡的氣息貫穿到他一生的創作中，他厭惡教養，而執著地將自己描繪成迷戀酒精、女人與鬥牛，聽從於本能的人物。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戰爭，加速了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畢加索、施賓格勒，甚至愛因斯坦對於人類理性信念的挑戰。這不僅是尼采１８８７年所說的“上帝已經死亡的時代”，它更是庸俗化的“相對論”、“性本能”、“西方沒落”的時代。對於未來，歐洲青年們喪失了自伏爾泰、狄德羅以來天真、樂觀的精神。像他的很多同學一樣，２４歲的密歇根大學研究生格瑞·愛潑斯特將“９·１１”事件視作其人生的轉折點：“我們這一代，就像我們一直確信的，是輕鬆的一代。我們沒有危機，沒有越戰，沒有馬丁·路德·金與肯尼迪。但現在，我們什麼都有了。等我們有了兒子與孫子，我們將告訴他們，在整個喧囂的９０年代，我們惟一關心的是票房第一的電影與唱片的銷量。接著，一切都變了。”盡管９月１１日的悲劇讓人普遍聯想起１９４１年的珍珠港，但是它對於美國人的心理傷害更接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歐洲心靈的摧殘：戰爭在多年和平之後突如其來，其慘烈程度超乎想象。雷馬克們知道鋼鐵武器與毒氣戰令拿破侖的金戈鐵馬黯然失色，而世貿大樓的倒塌方式則洗刷了我們頭腦中關於戰爭的過時定義。
自由貿易精神同樣主宰著１９世紀末的歐洲。１８７０年歐洲國家製定的“金本位製”，１９世紀後半葉的鐵路，電力等技術革命與１８１５年天才政治家梅特涅等締結的均勢條約，一起將歐洲送上似乎永久的和平道路。狄更斯筆下的淒慘命運，正被日益提高的生活品質所取代，通過龐大殖民地帶來的貿易機會，歐洲世界財富的增長似乎沒有盡頭。乃至於在雷馬克出生前一年的１８９７年，英國中產階級普遍相信“正如他們所看到的，曆史已經終結……他們完全有理由為這一曆史終結給他們帶來的永久的幸福的國家而慶幸”。
歐洲中產階級的樂觀掩飾了整個世界的危機。在倫敦、柏林、巴黎的幸福生活，回避了亞洲、非洲殖民地的苦難。同時，在表麵的平靜之下，思想文化的斷裂已經開始。我們稱波德萊爾、尼采為現代主義的開創者，因為他們敏感地意識到技術革命已不可逆轉地改變了人類的思維結構，在失去了宗教信仰之後，人性日趨微弱，而變得原子化了。在雷馬克的一代被青年導師們鼓動得奮不顧身之時，也正是個人失去其獨特性、被集體化的過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雙方並不費力地鼓動起大批青年充當炮灰，１９世紀洋溢的對個人自由意誌的推崇黯淡了，跟得上機器節奏比你的內心情感更重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