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１１日的悲劇之後，《最偉大的一代》再度成為焦點。ＮＢＣ記者湯姆·布羅考（他接到了炭疽病毒郵件）在這本著作中認定，那些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的繁榮期出生，在少年遭遇大蕭條，在青年時代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代美國人是“最偉大的一代人”。他們在無限光明中度過童年，２０年代的華爾街被汽車製造業驅動著，一片繁榮；電影、廣播、雜誌業的興起則使大眾文化開始興盛，爵士樂與菲茨傑拉德的小說同樣動人；緊接著，１９２９年的股票災難帶來了大蕭條，他們看著周圍的人失業，與他們一樣食不果腹，未來幾乎一片黑暗；在他們好不容易度過總是饑餓的少年時期，羅斯福新政開始收到成效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他們長大了，他們要肩負起責任了，他們對於戰爭的了解僅限於海明威的小說《永別了，武器》與《喪鍾為誰而鳴》；最後他們來到歐洲、非洲、亞洲，參與拯救世界……在傷痛之中的人們很容易在《最偉大的一代》中尋找到共鳴。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如同相似於２０年代，互聯網像當初的汽車業使道瓊斯與納斯達克指數不斷攀升，人們沉浸於萊溫斯基裙子上的斑點，沉浸在肥皂劇《性與城市》、《幸存者》、《誰嫁給百萬富翁》這樣的情懷中。這也是一個推崇青春的年代，２５歲就獲得上億美元的網絡新貴馬克·安德森是真正的中心人物。在“９·１１”事件前，《最偉大的一代》與《約翰·亞當斯傳》、《建國之父們》已經熱銷，或許已經在“Eａｓｙｍｏｎｅｙ”與無聊瑣碎中沉浸了太久的美國人，意識他們正在遺失一些東西，正如《美國與世界新聞報道》雜誌評論道：“通過曆史，人們知道美國應該是、並曾經是什麼樣子。”不錯，熱衷於《美國派》與大學橄欖球賽的美國青年們，要重新了解人類最珍貴品質中被忽略的一麵——“勇氣”、“責任”、“犧牲”……但是，不要指望他們會擁有“最偉大的一代”的氣質（在那一代中，花花公子約翰·肯尼迪、小托瑪斯·沃森迅速成熟，並領導戰後美國的發展），因為，就如鮑勃·迪倫所唱“這世界已經改變”。現代主義對於古典主義的改造已經深深植入普通人的意識，薩特對於生命的蔑視態度與加繆的局外人意識，或是貝克特等待戈多式的荒誕更將生命的虛無感推向一個新高度。在一切固有名詞後加如“ｐｏｓｔ”的後現代主義在６０年代開始登場，它對於傳統的粉碎程度，並不亞於２０世紀初現代主義者的行為。對於意義的普遍嘲弄，將青年一代推入一個無所依靠的境界，他們不僅不再坐馬車去上學，更失去了看天上雲彩的心情。絕對主義的價值觀念徹底崩潰了，純真年代結束了。這是一個機械複製的媒體幻象年代，安迪·沃霍說，每個人都應盡可能地成為１５分鍾的名人。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某種程度上是６０年代的延續，不過是“ｄｏｔ－ｃｏｍ”英雄取代了搖滾樂手，《連線》雜誌替換了《滾石》，肯尼迪幻化成克林頓，大同社會的理想演變成科技烏托邦……文化上的相對主義已經成為主流，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東方主義種種形形色色的理論已經將過去的“歐洲中心論”推向了邊緣。
觀察家將“９·１１”悲劇稱作第一場“後現代戰爭”，其中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力量的非均衡感。而對於格瑞·愛潑斯特們來說，他們的確迅速被愛國激情所鼓舞，他們也有了自己生命中的悲哀，並努力成熟起來，但是他們已經無法恢複“最偉大的一代”的單純了。已經成長了３０年的“ｐｏｓｔ”使相對主義理念深深植入了他們的頭腦。而且就如艾裏克·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所說，技術的進步使個人擁有了極大的力量，從前隻有民族、國家才能產生的破壞力如今個人或小型組織同樣可以擁有。當一個１５歲的少年輕易闖入五角大樓的電腦係統，或者一個恐怖組織擁有了核武器時，世界會變得更加脆弱與不穩定。
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歐洲拖入現代世界，尼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為此奠定了思維基礎。而今天，經曆過９０年代喧囂的“９·１１”一代們則將經曆一場同樣劇烈的變革，他們將重新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感，並最終發現自己。既無法全然地支持什麼，也不能完全反對，他們在多種文化的交融中辨不清自己的顏色。更由於媒介的發達，這種混亂感將傳達給全球的同齡青年，在電視畫麵上一次次目睹世貿大樓倒塌的其它國家青年一代，同樣分享到美國青年的迷惘與驚愕，不管法國青年、中國青年還是日本青年，我們都是“９·１１”的一代，我們都在驚愕之餘閱讀《永別了武器》、《西線無戰事》、《二十二條軍規》。我們沒有機會目睹令本雅明心醉神迷的“自由天空下的風景”，我們在混亂、解構、極度喜悅的環境中出生成長，一場不可思議的戰爭為我們的青春打上烙印，我們不是“最偉大的一代”，而是更像雷馬克那一代：目睹著世界的巨大斷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