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全球史的開端
像身處20世紀初的很多傑出知識分子一樣，Ｈ·Ｇ·韋爾斯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震驚卻無能為力。伯特蘭·羅素進行了街頭抗議，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小說中探索人類心靈的斷裂感，Ｔ·Ｓ·艾略特說“我們的世界是一片荒原”，而韋爾斯決定寫一部富有當代意義的曆史書，他想提醒在戰爭中相互廝殺的人們，我們都源於一個共同的傳統，雖身屬相異的國家與民族，卻都是人類整體的一部分。
出版於1919年的《世界史綱》複興了“全球史”研究風潮，從湯因比的《曆史研究》到斯塔夫裏諾斯的《全球通史》，這些試圖洞悉過去與未來的智者不斷強調，我們該突破狹隘的眼界，在這個接觸日益緊密的世界，理解別人就是理解自己，我們彼此間仍可能發生毀滅性的衝突，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我們很難再回到孤立的狀態。人們會說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一切曆史就變成了世界史；但隻有到了20世紀，這個命題才變得如此清晰。唯有帶有這種角度，你才能更好的理解“9·11”悲劇。
如同全球其它媒體一樣，《經濟觀察報》在兩架飛機撞向雙子塔後發出了“告別昨日世界”的感慨，從此，我們就開始時刻告誡自己：我們正在目擊曆史的轉折。我們看到了國際風雲的變化，世界經濟的起落，地區衝突的繼續，人們心理的改變，但這一切像極了一位悲觀的曆史學家所言，曆史不過是“一件又一件糟透的事”的集合。
對曆史性事件的紀念與重估是人類根除不了的癮症，但幾乎所有的嚴肅的觀察者都要承認，試圖評價“9·11”所造成的影響仍為時過早。在重新回顧過去一年中的言論時，我們會吃驚於自己多麼善於亂下判斷。“全球化已經終結”，倫敦經濟學院的著名全球化研究者約翰·格雷斬釘截鐵地說，但全球貿易與交往在短暫的停滯後繼續上漲；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定全球經濟會進入衰退期，的確，它衰退了，但衰退的跡象在2001年9月之前就已出現，況且，安然公司的肯尼斯·雷與世通公司的伯尼·埃伯斯似乎比本·拉登與奧馬爾起的作用更大；“9·11”的影響也並未立刻波及到全世界，在大多數國家看來，它仍是一場美國的國內事件，它徹底地改變了美國，卻未能徹底地改變世界……
但一年後，我們很可能再次像今天嘲笑幾個月前觀點一樣嘲笑今日的判斷。曆史的可怕與迷人之處在於它缺乏必然的指向，我們在過去一年中反複強調“我們害怕不確定性”，卻忘記了一個確定性的世界更加糟糕，它必然伴生的乏味感將敗壞人類的智慧與情感。曆史永遠是由共生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構成的，分裂的力量愈大，聚合的趨勢也愈明顯。所以，我們在過去一年中，看到了矛盾重重的一幕，一些地區街頭的慶祝遊戲印證了反美情緒的流行，但同時新的反恐聯盟也形成了，盡管它仍不夠牢固。
過去一年中所出現的混亂感，很大程度是由於我們的觀念與實際行動的脫節造成的。隻有在很少的時代，偉大的政治家與偉大的思想家才能做到步調一致，偉大人物必須兼具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們隻看到政客與軍事機器，韋爾斯與羅素的意見無足輕重。二戰或許更加悲壯，但線索卻更為清晰，它出現了羅斯福、丘吉爾與凱恩斯這樣的人物，他們的理想與行動步調一致，鼓舞人心。但在今天，喬治·布什、布萊爾、施羅德、希拉克的行動與塞繆爾·亨廷頓、弗蘭西斯·福山似乎毫無關係。精明過人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喜歡這樣類比：“我真的認為這個時期類似於1945~1947年間……國際政治的格局開始轉移。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必須認清這種轉變，並在情況變糟之前確認美國的利益與機製。”但在過去一年中（2002年），政治學家們不停的爭論“後現代國家”、“文明的衝突”、“曆史的終結”，我們卻從未看到高瞻遠矚的政治行動。我們得承認，我們的確身處一個智力匱乏的時代，我們能夠盡量多的記錄世界，卻無法理解它，更無法將思想注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