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們的判斷常常荒謬，我們卻需要不斷地做判斷以辨別方向，人類社會就像一架試錯機器，它前進一步，遇到障礙，然後修正自己，再前進。在這種意義上，“9·11”起到了一次自我糾正作用，即糾正了整個90年代過於商業化與樂觀化的傾向，它提醒了全球仍麵臨的嚴重不平等與相互誤解，它解讀了全球化的另一麵：“全球化”不僅是科技、貿易、金融的全球化，同樣也是恐怖主義、犯罪、洗錢、仇恨的全球化。
在Ｈ·Ｇ·韋爾斯寫作了《世界史綱》20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因為希特勒不相信猶太人也是上帝創造出來的，而很多狂熱的日爾曼人確信別的民族低人一等，他們並非源於共同的人類傳統。日本也這是這樣看待亞洲各國的。“9·11”似乎仍是這種強烈的誤讀傳統的延續者。這些悲劇嘲笑了韋爾斯的努力，卻並非證明他的努力全無用處。20世紀充滿悲劇，我們卻最終發現，即使兩次世界大戰都未能終止世界的進一步滲透融合。
除了回望過去，人們同樣熱衷於展望未來。早在2001年11月，英國曆史學家尼爾·福格森即暢想了2011年的紐約，顯然他是個悲觀主義者，10年後的紐約變成了類似耶路撒冷、貝魯特那樣的城市，它被永不停息的混亂伴隨著。他分析了“9·11”事件的四個直接後果：恐怖主義的全球化；第二次能源危機的爆發；美國正式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多元文化政體的碎片化。過去一年的經曆表明，至少第一與第三條已經成立。
在未來的若幹年，關於“9·11”的爭論仍會繼續，我們也有可能在2011年斬釘截鐵地說，2001年9月11日的確是現代曆史的一個偉大轉折點。我們更願意保守地相信，“9·11”仍是20世紀諸多慘劇的延伸，除了人類必然的悲劇性以外，它主要源於誤讀與狹隘，不管是那些恐怖分子，還是其它國家的表現，我們都看出了不同國家與民族間的深刻不理解。我們仍願意繼續Ｈ·Ｇ·韋爾斯的工作，盡管他的可行性讓人懷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