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力量
拉丁美洲作家在政治生活上的創造力總令人嫉妒。略薩在寫作多年小說之後決定競選總統，在之前他是一位堅定的自由市場的信仰著，至少有一次，他曾與左派立場小說家馬爾克斯在電影院前扭打起來。在1990年的秘魯總統大選時，若不是藤森表示支持他的主張，當選總統可能是略薩。所有在所謂的“文學爆炸”中湧現出的拉美作家在作品中都帶有鮮明的政治痕跡，不管他們采用的手法多麼富有想象力，甚至具有魔幻般的不真實，但他們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好的理解與分析了這塊長期被混亂、無政府、獨裁困擾的大陸。阿根廷作家胡利奧·科塔薩爾說：“閱讀與寫作總是意味著詢問和分析事實。”作家往往比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更出色地解讀了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盡管他們主要依靠是直覺。
這次，我們從卡洛斯·富恩特斯開始。1928年出生於墨西哥城的富恩斯特，11歲在智利發表第一部小說，30歲時出版的《最明淨的地區》，被譽為現代墨西哥的總結。他認為思考和寫作是對自然秩序，甚至所謂的神聖秩序的一種挑戰，1975～1977年時，他任墨西哥駐法國大使，以直言不諱著稱：“必須批評議會，因為它還沒有組織得像一個真正獨立的議會；必須批評政黨，因為它們正處於一種深刻的危機中；還必須批評司法的職能。”一直到今天，他從未停止過寫作，他的演講與談話能力和他的作家身份一樣著稱，一位本國作家稱他是360度的知識分子，一位惟一可以進入21世紀的墨西哥知識分子。
在9月中旬的柏林文學節的演講中，已經77歲的老作家談論塞萬提斯、卡夫卡與福克納，最後談到了我們時代最熱門的話題“曆史的終結”與“文明的衝突”。這真是個有趣的命題，塞萬提斯對於解決21世紀的全球混亂會帶來幫助嗎？在這個被全球化、高油價、恐怖主義、文明衝突所包圍的世界裏，文學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宗教是教條的，政治是意識形態化的。理性必須被要求是邏輯的。隻有文學具有這樣的特權——它可以是模棱兩可的.”這句話似乎一下子擊中了問題的核心。真相從不等於事實，他說道：“文學創造曆史遺忘的那部分。”
在現實的世界裏，文學可能比任何力量都更為真實與有力。還記得“9·11”剛剛發生時，是什麼幫助美國人度過了最初的振蕩期，他們都在傳誦奧登在半個世紀前寫的詩。在談到人類社會今天遭遇的恐怖主義、不同信念之間的衝突時，富恩特斯談到了福克納與卡夫卡。前者說：“在痛苦與無情感之間，我選擇痛苦”，而後者則說：“我不期待勝利，抗爭本身並非幸福，除非它是我惟一可做的事……或許有一天我會投降，但不是向抗爭本身，而是向抗爭所帶來的歡愉感。”人們經常忘記，是人類的情感而非理性締造了今日的世界，當人們遭遇痛苦、表現歡樂、攻擊別人時，締結和平，人們所依賴的首先是我們在情感上的感知，而非理性的分析。
偉大的文學作品，可能比任何其它人類活動都更好地教給我們了愛、恨、熱情、公正、同情，並催促我們將之轉變為行動。一本小說，往往可能變成一次革命的導火索，當“文學爆炸”在美洲發生時，正是這些作家成為了社會道德的衡量標準之一，他們鼓舞了人們尋求自身權利的欲望。在《拉丁美洲的現實與文學》中，科塔薩爾寫道：“作家和讀者比任何時候更清楚，文學是一種曆史因素，一種社會力量；偉大而美麗的怪誕之處就在於——文學越是文學——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它就越具有曆史特點，越能夠起作用。”
於是在政治學家看到不同文明間難以調和的衝突時，富恩特斯卻看到趣味無窮的對話與智慧的分享，他在結尾問道：“在最後一個字說完之前，我們怎麼能說曆史已經終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