嬸嬸一哭，李鋒媽媽就像取勝了那樣不哭了。這場風波也便趨於緩和。李鋒在老支書的及時提醒下，拉父母回了自家帳篷，然後笨手笨腳地開始淘米做飯。李鋒不會做飯，但現在情況特異，不做是不行的。可惜弄了半天也沒弄上路子，媽媽也實在看不順眼，粗暴地把兒子推到一邊，仍然由她做起了飯。後來老支書在安慰過叔叔嬸嬸後，也來到了李鋒家的帳篷。李鋒爸爸已心平氣和了許多，拉著老支書一起喝了點酒。李鋒則捧著飯碗坐在一邊聽他們說話。他們剛開始還說到剛剛發生的事以及他們李家多年來的家史，喝到後來，就不免像往常那樣又說到國家大事上去了。這位老支書在“文革”期間當過紅旗大隊政治教導員，經常帶領李鋒父母那輩人站在打穀場上早請示晚彙報。雖然老支書大字不識一個，但對國家命運十分關心，多年以來養成了一個好習慣，即每天收聽收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而且還經常跑到村委會叫人讀報給他聽。李鋒的爸爸認得幾個字，早年在生產隊裏當過記工員，跟老支書友誼深厚。“文革”期間的報紙幾乎都是由李鋒爸爸讀給老支書聽的，這不免也使前者養成了同樣的興趣愛好。二人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成了忘年之交。當然，忘年之交的本質就是彼此爭執，拒不相讓，誰也說服不了誰。李鋒想，如果他們誰說服了對方，他們之間的交情也就告終了。文革以來，國家形勢日新月異，這為他們提供了足夠的談資，可以爭執不休下去。目前他們關心的是台灣問題。老支書在家琢磨了許多套解放台灣的辦法，比如把解放軍先偽裝成漁民，展開進攻。這一戰略思想，當然遭遇李鋒爸爸的嘲笑和打擊，後者認為攻下台灣的關鍵是我們應該跑到台灣的東部阻止趕來援助的美軍，那樣才能取台灣如探囊中之物。老支書則撇嘴反問，連台灣都攻不下，我們又怎麼到台灣東邊呢？……不過，二人的爭執也可以算作探討，是集思廣益、互相補充。
李鋒對這些顯然毫無興趣。吃完飯，他把先前藏起來的鐵鍬找回來還給爸爸，然後安慰了媽媽幾句。他現在作為一名人民教師，家裏總是發生這些破事，確實讓他很丟臉，所以他希望不要再發生了。媽媽對他的話反應冷淡，隻說，如果弟弟李鋼在家的話，叔叔嬸嬸是不會欺負到她頭上的。李鋒當然很有些難過，覺得自己沒什麼用。他還想到，如果李浩在家的話，是不是會幫助他的父母參與打鬥和謾罵呢？如果是，自己就真的不能袖手旁觀了，而問題是，他覺得自己不是李浩的對手。
地界的紛爭當然最後還是解決了，李鋒在暑假到來之前，搬回了自己的新家。和大多數人家一樣，樓房蓋好，並不急於裝修，裝修往往是娶老婆之前兩個月才有的事，否則就是浪費。因此，整整一個夏天，家裏都是熱烘烘的新鮮混合粉和水泥氣味。前者源於土褐色的牆麵，後者源於地麵。因為天熱，家裏也沒有急於給窗戶安裝玻璃，隻使用了一些塑料薄膜遮掩。這些塑料薄膜經過幾場風雨，就變得很不結實，開始耷拉、裂開。這倒也恰到好處，那些自縫隙中躥進來的風，給李鋒帶來了陣陣難得的涼意。這麼說在於李鋒覺得，新樓房比住在老房子裏熱多了。首先，因為蓋房，門前的那些大樹都鋸掉了，遠遠看去，這棟像爛尾樓那樣的樓房光禿禿地就這麼暴露在烈日之下；其次，樓是平頂，被烘烤得像一個蒸籠。即便如此，李鋒還是和父母一樣高興，偶爾和父母一起沉浸在對老房子的回憶之中。他們現在說話可以說“那時候”了。那時候啊，一下這樣的暴雨啊，就漏，要把澡盆、臉盆和碗盆拿出來接水；那時候啊，就是這樣的大太陽，堂屋裏午睡，還要肚子上搭條床單防止受涼……“那時候”讓他們感慨萬千、自相矛盾。
暑假到來之後，李鋒還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合唱團，每天上午和十幾個青年教師一起去學校排練《咱們工人有力量》。目的是為了參加由區裏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歌詠比賽，上級下達了這一項任務，要求各機關學校事業單位都報一個節目。《咱們工人有力量》這首歌，李鋒覺得不是太合適，跟香港回歸這個主題不太吻合，此其一，另外，歌太硬了，唱起來不悠揚。當然，更主要的是天太熱，大熱天，喊這首歌會中暑的。但校長認為這首歌好，因為他新上任，雖然算不上青年，但年紀確實也不很大，完全有資格站在年輕人的隊伍裏。而且他和李鋒一樣，五音不全，而隻有唱這首歌，他才不走音走調。這首歌前後排練了半個月，他們就浩浩蕩蕩趕到區裏大禮堂裏參加比賽了。
他們是坐公交車去的，大橋已經開通，也是向香港回歸的獻禮。總之，這多少讓大家有學生進城春遊的那種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