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從考試的功用來看，讓考生得以自由發揮的考試卻是一種失敗，一些中學老師批評今年的高考作文出題“不規範”，也有其道理。現代化的教育不應該壓抑學生的個性，但是，公正的考試卻又不能不壓抑考生的個性，這就是為什麼具有最自由的教育製度的發達國家卻又普遍采用最無個性的規範化、標準化考試。語文教育的目的是傳授語文的實用技能，而不是培養文學家，寫作文也不是文學創作，相對應的，作文考試不應該允許文學創作。但是，這一次的高考作文卻允許考生寫小說、散文等文學作品，而對文學作品的評價是見仁見智的，並無確定的標準，必然會使改卷者無所適從。試想，一篇構思奇特的“移植記憶”的小說，在一位評卷者看來可能欣賞其“想象力豐富”而給予高分，在另一位評卷者看來卻又可能討厭其“胡思亂想”而給予低分，這是文學鑒賞的合理現象，跟評卷者的修養沒什麼關係。答卷的個性化必然導致了評卷的不確定性，這對考生是不公平的。
那麼，有沒有可能在思想自由和標準化考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呢？既實行放羊式的教育方式又采用最嚴格的標準化考試的美國經驗值得借鑒。不妨看一道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寫作專項的典型作文題：“‘每一個困難都是一個機會’，請舉個人生活、時事、曆史或文學中的一個例子，支持或反對這個說法。”在這裏，考生的思想是絕對自由的，即使作文題目是至理名言，考生也被允許加以反駁，不必擔心因為“論點不正確”而得零分，也就不必說違心話。但是，思想的內容和作文的方式卻又是確定的，評分結果也就較少有異議（由兩人評分，如果結果差別較大，再由第三人評）。它考的是實實在在的作文能力，也就是表達、說理的能力，而不是想象力（那沒法考），更不是政治、社會思想是否正確。
既非政治，也非文學，隻是純粹的語文——還作文以本來麵目，這應該成為作文考試的變遷的結局。
2000年11月
長城的鬼話和神話
去年我曾寫過一篇評論高考語文的文章《不動聲色的變遷》，在肯定自恢複高考以來，作文命題從政治化到社會化再到自由化的大趨勢的同時，也指出“高考試題就像文武之道，曆來是一年緊一年鬆，明年又複辟了也說不定。既是‘變遷’，也就難免會有‘反動’”。真是不幸被我言中。今年的高考語文題就是一大反動。我拿到今年的試卷，興致勃勃地往下做，做到了第四大題被要求閱讀理解鮑昌《長城》一文，就再也無法做下去了。幸好我並非真的考生，可以罷作。包括我的外甥女在內的考生們就沒有這麼幸運。我實在搞不明白，命題者為何強迫三百多萬考生欣賞這麼一篇拗口、生硬、矯情、虛偽的文字，從文學的角度還是從語文的角度看都屬贗品劣作。
高考作為國立的強迫性考試，不應該選用當代作家的文章，用了也不應該保留作家的署名，否則有變相為該作家做廣告之嫌。高考作為規範性考試，也不應該選用含有爭議內容的文章，以免使考生困惑。長城在國內外曆來被視為中國的象征之一，有作家要攻擊這個象征，自是他的言論自由，但是命題者強迫考生欣賞這樣的攻擊，卻是將個人的偏見硬塞入了公共教育渠道。鮑昌對長城的攻擊、謾罵，“民族封閉的象征”“文化愚鈍的標誌”雲雲，也毫無新意，不過是重彈電視政論片《河殤》在十幾年前就已彈過的老調，同樣是出於對中國曆史的無知和曲解。例如，鮑昌嘲諷道：“但幻想畢竟是幻想，封閉終不能封閉。幾多和番公主的幽魂，帶著環佩的響聲在月夜中歸來了。”就是明顯的無知之談。實行和親政策的漢、隋、唐並不大修長城，它們的版圖也都在長城之外，而大修長城的秦、明卻又從不和親，和親的失敗與長城的修建又如何能扯得上關係？
長城之修建，雖然始於秦始皇，但秦長城在今天隻剩下了難以辨識的遺跡。鮑昌所見到、所感歎的，實際上是明長城。中國之落後於西方，始於明末，於是“精英”們要清算中國曆史，就要把明朝拉出來亮相。明修長城，在《河殤》、鮑昌之流嘴中，便成了“民族封閉的象征”。民族封閉的反麵是民族擴張、開放，明永樂一朝，恰恰是中國曆史上最為擴張、開放的。交趾（越南）內附，奴兒幹（黑龍江中下遊）開發，將中國版圖擴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永樂五次親征大漠，鄭和七下西洋，去了前朝聞所未聞的國度，先後有4個國家的7個國王訪華，3個死於並葬於中國。如此雄才大略，如此廣通友好，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在土木堡之變之後，明朝國勢急轉直下，在與北元的對抗中由攻勢轉為守勢，才有一個叫朱純的給事中上疏請修長城（明人稱之為“邊牆”）。但是一直拖到了孝宗成化九年（1473），才由延綏巡撫餘子俊開始真的修起了邊牆。可見修長城，不過是在與異族的長期對抗中，國勢衰落之後的無可奈何之舉，就像當時的城市必建城牆，大戶人家必立院牆一樣，又何必根據什麼“封閉”、“開放”的現代觀念對之指手畫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