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個老問題了：如果你被流放到一個孤島，隻允許你帶一本書，你將帶哪一本？其實，在孤島上，有藍天碧海為伴，即使無書可讀，也不要緊的。這個問題，不妨改成：如果你被判單獨監禁，隻允許你帶一本書，你將帶哪一本？在大學校園人人自危的日子裏，我是認真地考慮過這個問題的。這一本書，必須可以景仰，可以鉤沉；可以索隱，可以發揮；可以默誦，可以吟詠。每一個字都可以發現一個故事，每一篇作品都可以寫作一篇文章。既有無限豐富的內容，又有無比精深的內涵。既平易近人如知心的好友，百讀常新如永遠的愛人，又超凡入聖如曠世的良師。我的回答不假思索。我將帶著一冊《杜工部集》欣然赴命，讓這道“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光彩”（聞一多語）照亮漫漫長夜。也許我很幸運地永遠不必真正去麵對這個選擇，但總有一天，我終將退隱到家鄉的島上，自我畫地為牢，讓一千四百首詩包圍我。不在千家注杜中再加入一家，那個在孩提時代從一副對聯“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中所發現的美麗新世界在我的眼中就不會圓滿。當我看夠了世界，當我厭倦了流浪，回歸也就是無可改變的結局。我從哪裏來，還到哪裏去。
“東行萬裏堪乘興，須向山陰入小舟。”（杜甫《卜居》）
1999年3月21日
我的“偶像”
我早已過了崇拜偶像的年紀了。我在青少年時代，也沒有當過追星族，但對我的成長影響特別大，以之為楷模，類似於美國人所說的“my hero”的人物，當然是有的。我在文章中從不掩飾我對魯迅的推崇，某些作風、經曆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魯迅，例如疾惡如仇的性格、不留情麵的文風、組織魯迅著作電子化工程、建立第一個魯迅網頁乃至最終由學科學出身變成自由撰稿人，都能讓支持我的人讚我有魯迅遺風，讓反對我的人罵我是魯迅遺孽。現在魯迅已不像十幾、二十年前那麼神聖，且大有被人打倒再踏上幾腳永世不得翻身之勢，被人說像魯迅未必都是恭維，有時倒是嘲笑乃至鄙夷了。但是如果說我是在有意學魯迅，卻也不是，無非是因為自小喜讀魯迅文章，以後也不曾遠離過。第一次上美國大學圖書館，借回來的是幾本魯迅作品集，到現在身邊也少不了一張魯迅文集的光盤，如此熏陶之下，難免潛移默化受其影響。我幾年前寫的《我的經典》一文中，對此已總結得很好：“對這套中國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在初中、高中、大學時代和現在不同的時候讀，總能有新的感受；在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來讀，滋味也不會相同，所以也就可以時時、不停地讀下去。先生所教給我的，並非人生觀——我覺得人生觀是應該靠自己去領悟的，無人可教——而是更為實際的東西，教我為人，教我處世，教我作文，甚至也教我寫詩。我對現代詩歌的最初的感悟，就是在把《野草》反反複複讀了無數遍，自然而然地記住了其中的每一句話，所以不必再讀以後所得來的。”
在此隻簡單說說我的一些新感受。魯迅文章的矛頭所指，向來被認為是針對中國的所謂國民劣根性，他本人也如此認為，但我在國外生活多年之後所獲得的感想卻是，魯迅所深刻揭露的，其實是一些人性的普遍弱點，並非中國人所特有。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讀了《阿Q正傳》之後曾說過法國大革命時也有阿Q，就是這個意思。在這樣的解讀下，使魯迅的作品具有了“世界性”。我從前更喜歡魯迅早期那些批判中國曆史和國民劣根性的雜文，現在卻更喜歡他晚期那些抨擊現實中具體的人和事，卻又能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的“時評”了。因為據我的體會，發一些高論做所謂“宏大敘述”要比做點具體的、實實在在的揭露容易得多，有的人可以把全體中國人罵得狗血噴頭卻決不敢去具體得罪某個人。現在捧胡適、罵魯迅已成時髦，對那些沒有讀過幾篇魯迅文章就敢對魯迅說三道四的人，我已不再像從前那麼憤怒，有點“人不知而不慍”的意思了，但對那些借罵魯迅抬高自己的“青年導師”，我仍然喜歡狠狠剝下其畫皮。對這些人，我有一句話相贈：“捧胡多為偽君子，罵魯必是真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