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毋需為《先秦諸子係年》說任何辯護的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學術界對《係年》的評價大致可以陳寅恪和楊樹達的私下議論為代表。這已引在本書所收《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至於今天大陸非官方的學術界對《係年》的看法，我隻想指出一項事實，即它的增訂本（香港大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已在大陸上重印流傳多年了。”（第125頁）
兩位學者的私下議論竟然可以用來代表學術界的評價，也是一奇。查《一生為故國招魂》一文，不過是楊樹達在日記中記了陳寅恪私下讚揚《係年》，而所讚的也不過是以《竹書紀年》校《史記》這一條：“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係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很多，至可佩服。”（第26頁）而根據白先生的揭發，這是抄襲來的，果真如此，陳之讚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根據餘氏的邏輯，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我想我毋需為《十批判書》辯護。該書在抗戰期間發表時就轟動學界，公開的、私下的好評如潮。至於今天海內外學術界對《十批判書》的看法，我隻想指出一項事實，即它的不少提法，仍然被普遍接受。”
其實，《係年》縱有剽竊《竹書紀年義證》等書處，並不能就因此全盤否認其價值；《批判》縱有沿襲《係年》處，也不能就因此全盤否認其價值。但餘氏是根本不懂得這點邏輯的。他在37年間所徒勞地從事的，就是想據此全盤否認《批判》的價值，再全盤抹殺郭沫若的一切學術成果。
五
現在國內知識界提倡知識分子要有獨立的人格，郭沫若是被當做反麵的典型來批判的，而魯迅則是作為正麵的形象來頌揚的。但郭沫若在新中國成立前還可算是特立獨行之人，而魯迅先生有幸未能活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將二人比較，實在是有點不倫不類（先生若得長壽，依我看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像梁漱溟那樣閉門謝客，如果能得毛的容忍的話）。在近代學者中，魯迅的人格固然是最近乎完美的，但也不必想當然地美化，以之為聖人似的參照係。比如前引丁東所言：“這種失誤，在魯迅先生身上是絕對找不到的。”這種比較就屬於想當然。前麵提到的魯迅“抄襲”案，魯迅自己曾經辯解說：“鹽穀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29頁）但我們查看《中國小說史略》本文，卻並未提及鹽穀氏，自然也是屬於丁東所說的失誤，又怎能說“在魯迅先生身上是絕對找不到的”？其實這是當時文壇的風氣，不獨魯、郭二人如此。社會科學成果的獨創性，本來就不像自然科學那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意無意之間，也就會漏掉了提及出處，古今中外都如此。幾年前因為馬丁·路德·金的博士論文被發現用了別人的成果而未注明，美國學界也有人說他剽竊。我們不應該對郭沫若就特別地求全責備。
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師，生前聲勢顯赫，卻大概過於相信“黨和人民”的結論，沒有替自己身後的名聲謀劃，既不屑於編寫《國史大綱》之類的官定教科書讓自己桃李滿天下（郭在1947年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寫的後記中說：“我也起過這樣的雄心，想寫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史》，把社會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統包括在裏麵。但這項工作我沒有著手，我恐怕永遠也不會著手。我自己的興趣是在追求，隻想把沒有知道的東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寫出過，我便不想再寫了。這是我的一個毛病，也許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編教科書那樣的古典風味，我自己很缺乏。”）（《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318頁），又沒有開壇辦學刻意培養抬轎的弟子門生，死後被人如此清算作踐，竟未見到多少替他說公道話的，世態之炎涼，真令人寒心。
文史全才代不乏人。但近代以來，在文史兩領域都有郭沫若那樣的天才，都做出了開拓性、多方麵的成就的，卻幾乎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作文需要熱烈的性情，治史需要冷靜的品格，文史皆通者，也就難免要時時遭受雙重人格的痛苦。郭沫若生前貴為中國科學院院長兼中國文聯主席，大權在握，樹大招風，但人們現在所清算的卻不過是他的言論，並沒有聽說有什麼惡行劣跡。他在“文革”期間痛失二子，也並不比別人幸運。他的那些令人不齒的言論，究竟有多少屬於真心實意？多少屬於逢場作戲？多少屬於公事公辦？又有多少屬於違心被迫？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領導批判“資產階級史學”運動，對陳寅恪何其霸道；但就在同時，一脫下官袍以史家麵目出現的時候，對陳寅恪又何其尊崇：“陳寅恪的高度的評價使我感受到高度的驚訝。我沒有想出，那樣淵博的、在我們看來是雅人深致的老詩人卻那樣欣賞彈詞，更那樣欣賞《再生緣》，而我們這些素來宣揚人民文學的人，卻把《再生緣》這樣一部書，完全忽視了。於是我以補課的心情，來開始了《再生緣》的閱讀。”（《序〈再生緣〉前十七卷校訂本》，寫於1961年。《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920頁）同一時間內如此相反的言論，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是真的？他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與杜甫》中如此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