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這樣詩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隱，有的貶謫，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離開，隻是時期有早遲罷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終存在著矛盾。他一方麵明明知道朝廷不用他；但另一方麵他始終眷念著朝廷。他有《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詩，一開首就有這樣的四句：
“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發，日憶明光宮。”（《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頁）
我們是不是多多少少可以從這些話中一窺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即使眾口一詞認定郭沫若缺德無行，也不必一概否認其才其學其識，步海外別有用心者的後塵懷疑、抹殺他的一切學術成果。尤其是宣揚獨立人格者，更應該注意不要意氣用事，人雲亦雲，不加辨析地相信人言。郭沫若在1950年為《十批判書》寫的後記中，如此反擊別人的批判道：
“不邏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老實說，做學問的人是不能夠這樣的，一定要虛心，要把別人的著述先作適量的體會，從全麵來了解別人，然後才能進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內行，假充內行的結果，隻是表示自己的無知。單純的無知倒還可以救藥，隻要虛心地多讀書，改正一下頭腦，知識倒也會積蓄得起來的。假使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敵愾而且很強，巍巍乎儼然一個大權威那樣，是的，那才是‘很有問題’的！”（第506頁）
這話，簡直就像是對現在的“反思”者說的。在反思、批判郭沫若之前，不妨捫心自問，自己是否已把郭沫若的著作先作了適量的體會，從全麵來了解郭沫若？還是隻不過意氣用事，“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敵愾而且很強”？
注：針對本文第二節的內容，複旦大學中文係傅傑後來曾撰文說，《〈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係年〉互校記》一文收入台灣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一書時均直書郭沫若、白壽彝之名，對《錢穆和考據學》一文的引文也準確無誤，隻是收入《錢穆與中國文化》時才由出版社做了刪改。至於餘英時本人是否事先同意這樣的刪改，傅文未提。如果是出版社擅動，則篡改引文誤導讀者的責任自然不由餘英時來負。這是一個小插曲，不涉及對《互校記》正文的批評，對本文的論證和結論都沒有影響。
1999年4月12日
餘英時篡改引文誣陷郭沫若的鐵證
餘英時在《〈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係年〉互校記》一文中，列舉了十二條郭沫若抄襲錢穆的“證據”，其中最後一條“呂不韋與秦始皇”，他認為是“最嚴重的抄襲”。這一條原引文甚長，這裏隻摘錄與問題有關的部分。餘氏對我這樣的摘錄一定是滿意的，因為這更可以突顯二書之間的“驚人的相似”。
餘氏摘錄的《十批判書》雲：“……明時的湯聘尹認為是‘戰國好事者為之’（《史稗》）……例如王世貞的《讀書後記》便有兩種說法。……”
餘氏摘錄的《先秦諸子係年》雲：“……王世貞讀書後記辨之曰……又明湯聘尹史稗辨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