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行者鮑特
愛迪生那台重達兩千磅的攝影機需要有一個專門的車間。愛迪生為此在1893年初，花了六百多美元建了美國第一間電影攝影棚。這幢攝影棚的外麵用黑牆紙包了起來，外形看上去很像當時的警車，因此被稱為“黑瑪麗亞”（警車的綽號）。攝影棚開著大天窗，建在一個大轉盤上，可以跟蹤太陽采自然光照明。演員們便在裏麵背靠黑板，麵對固定不動的攝影機表演。
到了1900年，愛迪生把電影廠從新澤西遷到了紐約的百老彙，以便就地雇用戲劇演員。就在這一年，鮑特（Edwin S. Porter，“鮑特”是通用譯名，應譯為“波特”較準確）成了愛迪生電影公司的導演。鮑特原是海員，1895年移民到美國後，改行當了電影放映員。當時放映員要自己製作電影拷貝，把幾部短片連在一起組成一盤可放十幾分鍾的片子。愛迪生看中鮑特的就是他的這種技術能力，而不是藝術才能。當時的導演，要同時編寫劇本、拍攝、衝洗膠片、維修機器、雇工、付賬，可謂集導演、編劇、攝影師、剪輯師、機工和製片人於一身，事無巨細樣樣要自己親自動手，懂得如何順利地拍完一部電影就夠資格當導演了，有無藝術細胞倒是無關緊要的。
在鮑特負責的這麼多事情中，還有一項是審看公司進口的歐洲電影，決定是否原封不動地非法拷貝發行，還是從中吸取“靈感”拍一個美國版本。1902年，他看了英國片《火！》（Fire！）之後，也拍了一部六分鍾的短片《一個美國消防員的生活》（Life of an American Fireman ）。這基本上是一部新聞片，再加一點表演：消防隊員們接到火警，趕到現場，從失火的樓房中營救出一位婦女和小孩。有很長一段時間，電影史家們對這部電影交口稱讚。在表現營救場麵時，它共用了十二個短鏡頭，不斷地在內景和外景之間快速切換，用現代電影術語來說，它用了“交叉蒙太奇”技巧來表現同時發生的事。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大發明，這部電影也一直被視為首先采用了剪輯技巧的美國電影。遺憾的是，後來人們去翻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版權存檔，才發現這並不是原來的版本。鮑特實際上隻用了兩個長鏡頭：先是從頭到尾表現室內營救場麵，然後再回頭表現室外的營救場麵，並沒有用到什麼蒙太奇。像這樣讓時間倒流，把同一件事換一個角度重新表現一遍，是早期電影的慣用方法，並沒有什麼獨特之處。
第二年，鮑特看了另一部英國片《明目張膽的白日搶劫》（A Daring Daylight Robbery）後，拍了《火車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把故事搬到了美國西部，用14個場麵（或者說14個鏡頭，因為在那時候一個場麵就等於一個鏡頭）講了一個還有點複雜的故事：匪徒們攻入火車站的電報室，逼迫電報員發電報令火車停下加水；匪徒們上了火車，殺死郵遞員搶了郵車中的貴重物品，又洗劫了旅客，然後騎馬逃竄；電報員逃脫，跑到舞廳向牛仔們報警，牛仔們追趕匪徒；就在匪徒們以為已擺脫了追蹤，坐下來分贓時，牛仔們悄悄包圍了匪徒，並把他們全殲。在當時來說，這是一部“巨片”，長達十二分鍾（用完了整盤膠片），動用了40個演員。這也是當時最受觀眾歡迎的影片，持續上映了十年。一所五分錢劇院新開張，往往就用它來打頭陣，許多觀眾對它百看不厭，連卓別林都說，他是看了這部影片，才發現了電影的魅力。
這部影片，曾經被錯誤地冠以許多第一：第一部講故事的電影（在它之前電影已講了多年的故事），第一部西部片（在它之前至少已有兩部西部片向國會圖書館注冊了版權），第一部使用了“電影語言”的電影，比如特寫鏡頭、鏡頭組接或鏡頭運動［這些拍攝技巧，在歐洲電影特別是英國布萊頓學派（Brighton School）的電影中都已出現過］。其實，這部電影之所以能在電影史上占一席之地，並不在於這些虛假的冠軍稱號，而在於它首次綜合運用了這些已知的技巧，有效地講了一個故事，就像十年後的《一個國家的誕生》和四十年後的《公民凱恩》，對已有技巧的運用是如此成功，以至人們誤以為這些技巧都是它首次運用的。
然而，鮑特隻是在拍外景時才用到了電影語言。在拍內景時，他的拍攝方法也跟別人一樣的呆板：演員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樣，隻作左右運動，從兩旁上下舞台；攝影機的鏡頭也固定不動。隻有在拍外景時，鮑特才讓演員不僅做左右運動，也做前後運動，離開或走向攝影機；而且也搖動攝影機鏡頭，以便把整個場景都拍進去。是外景複雜的地形，才迫使鮑特運用這些拍攝技巧——或者說，他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是技巧，說不定還在抱怨拍攝條件太差迫不得已而為之呢！如果拍攝條件合適，他就毫不猶豫地拋棄了這些技巧。鮑特以後還拍了許多電影，然而全都是舞台表演的呆板記錄，攝影機又成了一名被動的觀眾。電影語言隻在《火車大劫案》無意中出現了一下，然後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