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裏菲斯斷然否認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他說，他從來就不歧視黑人，恰恰相反，他最好的朋友之中，有的就是黑人。他在《一個國家的誕生》中所表現的黑人的惡行，都是有根有據的，並非憑空捏造。而且，他也並非一味地給黑人抹黑，在這部影片中他不也塑造了黑人的正麵形象嗎？（“湯姆叔叔”式的忠厚老實的黑人）格裏菲斯在該部影片中所體現的，其實是當時美國南方白人，甚至是開明的南方白人的典型思想。在他們看來，戰前的南方是和平、安寧的樂土，是一群貪婪、野心勃勃的北方政客以戰爭摧毀了南方的和諧社會秩序，強迫南方人接受北方人的價值觀。以確保南方黑人的公民權為主題的戰後重建，更給南方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劣等的黑人一旦手中有了權力，就會變成無法無天的歹徒，更可怕的是，他們會侵犯白人婦女，而黑白混血的後代，幾乎就等於邪惡的禽獸，甚至比黑人還不如。格裏菲斯這位藝術的巨人，令人遺憾的卻是思想的侏儒。
麵對這些非議、指責，格裏菲斯變成了保護言論自由的鬥士，為此寫了一本題為《美國言論自由的盛衰》的小冊子。這場爭辯，刺激著他在1916年出品了另一部史詩巨片《黨同伐異》（Intolerance）。
這部影片，用四個獨立的故事來控訴黨同伐異（片名直譯是“不寬容”）的罪惡：公元前539年不寬容的巴比倫宗教領袖由於忌妒巴比倫國王而把巴比倫城出賣給波斯侵略者；不寬容的法利賽人把耶穌送上了十字架；公元1572年，不寬容的法國天主教徒屠殺了胡格諾派教徒；最後，在當代，不寬容的社會改革家把善良的人們趕到冷酷的城市，把婦女變成娼妓，把母子拆散，又差一點把一無辜的人送上絞刑架。即使是挨個兒敘述這四個橫跨兩千年的故事，也已夠困難的了，格裏菲斯卻決定把這四個故事攪在一起敘述，起先從一個故事跳到另一個故事時，還用一位少婦在搖搖籃的畫麵為過門，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越來越緊張，故事的變換也越來越快，連過門也不要了。影片的尾聲是一連串的最後營救：一位姑娘（“山姑娘”）奔跑著去向巴比倫國王報警；耶穌背著十字架走向刑場；一位胡格諾教徒趕著去營救家人；母親和州長趕著去營救就要被送上絞刑架的她的丈夫。鏡頭就不斷地在這四個場麵之間快速切換，從這個世紀跳到另一世紀，從這一奔跑跳到另一奔跑，最後每個鏡頭隻持續不到半秒。按格裏菲斯自己的比喻，這部影片一開始就像四條從山頂流下的小溪，慢慢地平靜地各自流著，後來越流越接近，越流越快，最後彙合成了一條大河。
格裏菲斯努力要使這部影片超越《一個國家的誕生》，把《一個國家的誕生》剛剛創下的紀錄全都打破了。這部電影的製作總共花了18個月的時間。格裏菲斯把從《一個國家的誕生》賺來的錢全部投入了《黨同伐異》的製作，還不夠，又去借了一大筆錢，公布的製作成本是575000美元，實際上可能花了近200萬美元。他雇用了6萬名演員（號稱12萬人），包括雇了一些妓女表演巴比倫戲中的裸舞（當時美國還未設立電影審查製度。1942年這部電影重新發行時，這些場麵即被剪去）。他按原尺寸營建了所有的建築，最令人驚歎的是占地254英畝的巴比倫城，城中的塔高達300英尺，城牆寬到可供同時行駛兩輛戰車。影片的放映時間長達四個小時，又是一個紀錄。對電影語言的運用，這部影片也比《一個國家的誕生》更成熟、更完美，特別是巴比倫部分，向來被視為駕馭壯觀場麵的典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掌權後，列寧把這部影片引進了俄國，在俄國持續放映了十多年。列寧看中的是這部影片的現代部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揭露，但蘇聯的電影導演們卻對這部影片的藝術技巧佩服得五體投地，挨個兒鏡頭挨個兒鏡頭地分析這部影片，從而提出了蒙太奇理論。這部影片後來也一再被評為曆來最偉大的影片之一，與《戰艦波將軍號》、《公民凱恩》等片同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