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像迪斯尼那樣如此深刻地意識到電影的娛樂價值，又如此成功地把握了觀眾的娛樂心理。迪斯尼首先想到兒童應該有自己的電影，他拍攝的動畫片也被歸類為兒童片，但是他顯然不滿足於隻為兒童拍片，他的目光盯著的是從老到少的最大限度的觀眾市場。事實上，迪斯尼的動畫片要比迪斯尼的故事片更不像兒童片。能被其中的諷刺與幽默逗樂的，往往是成人，而不是兒童。迪斯尼最好的動畫片，往往訴諸人類與生俱來的對孤獨、隔絕、被拋棄的恐懼感，能被感動的也往往是成人。小象丹博被同類拋棄的悲哀，發現和實現自我的歡欣，小鹿班比失去親人、家園的苦痛，是兒童所無法完全感受的。但是迪斯尼影片主題的複雜性也就隻是到這種程度了。小象丹博最後簽百萬美元的合同去了好萊塢，這就是迪斯尼對成功、幸福的理解。但是迪斯尼畢竟還拍出了像《小鹿班比》這樣近乎悲劇的傑作，今天他的傳人卻連這一點也做不到了，結局毫無例外都是賞心悅目的大團圓，連原作是深刻的悲劇也要篡改成庸俗的喜劇才善罷甘休。在《小人魚》中，小人魚並沒有為愛犧牲，而是與王子喜結良緣；在《巴黎聖母院》（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1996）中，卡西莫多並沒有死在吉卜賽女郎愛絲美拉爾達身旁，兩個人都好好地活了下去，該死的是主教（電影改成法官）弗洛羅，原作反基督教的主題也被強奸為基督教的啟示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乃是迪斯尼製片廠亙古不變的真理。對娛樂、利潤的孜孜以求也就無可避免地有了如此千篇一律的結果：媚俗。
沃爾特·迪斯尼於1966年12月15日因心髒病發作而去世。他一生共獲900多項獎，包括26項奧斯卡金像獎和六項特殊奧斯卡，是獲奧斯卡獎最多的人。
《公民凱恩》
1941年，是美國曆史的轉折點。這一年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正式加入了世界大戰，在戰爭經濟的刺激下，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持續到現在的經濟大蕭條終於人為地結束了。好萊塢也同樣發了戰爭財。在戰爭年代，人們更需要娛樂的安慰。在這個時候，再爛的電影也有人看，要拍出虧本的電影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就在1941年這一年，卻有一部電影虧了本。這一部電影就是《公民凱恩》（Citizen Kane）。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最初幾年的美國電影，跟三十年代並沒有什麼不同，隻不過多了一些戰爭的內容。《公民凱恩》卻鶴立雞群，遠遠地超越了那個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重要性越來越被人們認識到。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它成了現代電影的教科書，影響了此後的每一位導演。在各種各樣的曆來最佳電影的評選中，它幾乎總是被列在首位。它成了衡量電影藝術成就的至高無上的坐標。曆史證明了1941年同樣是美國電影史乃至世界電影史的轉折點。
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導演並主演《公民凱恩》的時候，隻有24歲。但對他的藝術生命而言，24歲其實已經相當老了。他3歲就已能閱讀，7歲主演《李爾王》，11歲擔任學校劇團的導演，19歲就成了美國最著名的電台播音員，21歲創建了墨丘利劇團（Mercury Theater），專演古典戲劇，是紐約舞台上最著名的劇團之一。1938年，威爾斯用在節目中插進新聞報道的方式，一手炮製了美國播音史上有名的“火星人入侵地球”事件，盡管他在播音中幾次聲明是虛構而非新聞報道，聽了那次播音的人卻真的以為火星人正在入侵地球，整個美國東部陷入了一片恐慌。
由於這一事件，威爾斯引起了電影界的注意。當時最大的電影製片廠之一RKO財政狀況不佳，指望有一個救星能把它解救出來。他們看上了威爾斯。1939年，RKO把威爾斯請到好萊塢，跟他簽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合同：一個拍片規劃一旦被電影廠批準，威爾斯就可以全權處理，從頭到尾製片廠都不加以幹涉。威爾斯享受到了其他導演做夢都不敢想的創作自由，這個自由的結晶就是《公民凱恩》。這是威爾斯的第一部電影，也是最後一部享有創作自由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