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向北》中沒有任何象征。哦，對了！有一個。那就是最後一個鏡頭。在格蘭特（男主角）和伊娃·瑪麗·聖（女主角）的愛情戲之後，火車進了隧洞。它是陽具的象征。但是不要告訴任何人。”
但是希區柯克所貢獻給電影藝術的，絕對不僅僅是純電影的技巧。就像他的電影中的人物往往有多重人格一樣，希區柯克的電影人格也是多重的。他是懸念大師，也是心理大師，更是電影中的哲學大師。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如此深刻地洞察到人生的荒謬和人性的脆弱。在精心設計的技巧之下，我們看到的是一顆在嚴厲的天主教家教之下飽受壓抑的靈魂。希區柯克的電影，是生與死、罪與罰、理性與瘋狂、純真與誘惑、壓製與抗爭的矛盾統一體，是一首首直指陰暗人心的詩。
如果說希區柯克的英國電影和美國電影有什麼重大區別的話，那就是在美國電影中，他更為淋漓盡致地表現了憤世嫉俗的人生觀。他想要告訴人們的似乎是，在美國人正常的表麵之下，暗藏著最驚人的政治腐敗、道德淪喪、心理異常和性變態。在希區柯克看來，在美國生活中，最有趣然而也是最可怕的是人們對平庸的心滿意足。但是這種平庸的生活實質上是最不正常的，其中的一個標誌就是美國人對看電影的熱衷，而這實際上體現了美國人的窺視狂傾向。窺視狂成了希區柯克五十年代電影的一個主題，在《後窗》一片中得到了最為徹底的表現。
《後窗》粗看似乎隻是一部平常的偵探片。專業攝影師傑弗裏斯因為摔斷了一條腿，整個夏天都待在家中養傷，透過後窗觀察鄰居們的活動打發時間。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總是嘮嘮叨叨的婦女突然失蹤了。經過長時間的觀察、試探、推理，他認定她的丈夫是殺害她的凶手。
這一部電影，實際上是“看電影”的寓言。當傑弗裏斯拉開公寓後窗的窗簾，也就預告著一部電影的上演。坐在輪椅上的傑弗裏斯也就是一名電影觀眾。他對窗外情景的體驗，也就是一名電影觀眾的體驗：身體被固定著，對窗外（電影上）發生的一切都無能為力加以幹涉，隻能觀看、評論、推測、同情、興奮。作為一位“影迷”，窗外發生的一切要比女朋友來訪更令他感興趣。後來他的女朋友也參與了窺視活動，也變成了影迷了，兩個人一起“看電影”反而要比兩個人單獨待在房間中更有吸引力，更能共享性興奮。
在拍攝整部電影時，攝影機始終位於傑弗裏斯的公寓中，從來沒有移到公寓之外，所有的情節都是通過傑弗裏斯的觀察交代的。隻有一個例外：當傑弗裏斯睡著的時候，我們看到謀殺犯帶著一位女人離開公寓。這個例外既製造了懸念（那位女人有可能就是謀殺犯的妻子，傑弗裏斯的推理錯了），對於影片的寓意也非常重要：傑弗裏斯作為一名“電影觀眾”，有可能被電影上的表麵現象所誤導而得出錯誤的結論。我們對這種窺視行為的合理性也不能不加以懷疑。
那一幕幕被限定在窗口框架中（以及望遠鏡鏡頭中）的景象，就相當於一個個電影的畫格。通過這一個個的畫格，傑弗裏斯捕捉著鄰居們的表演，鄰居們也成為演員，被賦予了一個個綽號：像是在表演一出歌舞劇的、身材美妙的舞蹈演員“胴體小姐”；像是在表演一出言情劇的、孤獨的老處女“寂寞心小姐”；一位年輕的作曲家，似乎是同性戀者，但好萊塢的製片規節禁止表現同性戀，所以隻能留給觀眾去猜測；一對新婚夫婦，他們房間的窗口總是被窗簾遮得嚴嚴實實的，對於裏麵發生的一切也隻能猜測，因為好萊塢的製片規節也禁止直接表現任何性行為；但是製片規節對暴力要比對性容忍得多，所以謀殺犯的一舉一動也就可以直接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每一個住家好像都在上演著一場小電影，不僅有演員，有故事，甚至有鏡頭的變換，從遠景鏡頭（肉眼觀察）到特寫鏡頭（望遠鏡觀察）一應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