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些人，積極主動地與調查委員會合作，出賣同事、朋友。這些所謂“友好證人”中，包括好萊塢的兩位大老板路易斯·梅耶和傑克·華納（Jack Warner）。另一位大老板，迪斯尼，揭發了一個驚人的陰謀：迪斯尼製片廠的左翼分子陰謀把米老鼠變成馬克思耗子！俄國移民、劇作家和哲學家艾恩·蘭德（Ayn Rand）作證說，《俄羅斯之歌》是一部無恥地粉飾蘇聯的作品，因為根據她的親身經曆，蘇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裏的兒童是從來不笑的，而這部電影竟然有蘇聯兒童微笑的鏡頭。她甚至進一步指控製作此片的路易斯·梅耶並不比共產黨特務好多少。上躥下跳最厲害的莫過於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了，這位二三流的演員，在當時就充分表現了一流政客的才能。他身為電影演員協會的會長，卻暗地裏擔任聯邦調查局的線人，以出賣同事為榮，定期為政府提供黑名單。
從1951年開始，調查委員會對好萊塢進行了大規模的取證，200多名電影工作人員被列入有共產黨員或共產黨支持者的嫌疑名單。這些人在被取證時，隻有兩個選擇：要麼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公民有權利不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詞）拒絕回答問題；要麼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具結悔過並出賣同事、朋友。即使是非共產黨員的自由派分子也必須懺悔自己過去的行為，並向雇主寫下保證書保證絕不重犯。調查委員會把取證會變成了審判會，集公訴人、陪審團和法官於一身。那些拒絕回答問題的人被自動判定有罪，雖然不再被判入獄，卻被列入了不得雇用的黑名單。後來參與調查委員會的麥卡錫提出了一份324人的電影界中“已知共產黨員”的黑名單，一個保守團體，美國軍團（American Legion），又給這份名單多加了356人。凡是被列入了該名單的人都失去了工作。劇作家們還可以通過化名投稿，領取給無名小卒的微薄稿酬維生，導演們就沒這麼幸運了，他們有的人隱姓埋名去了歐洲導演低成本的電影，更多的人隻有失業。最悲慘的是演員們，他們既然易容無術，再也無法在屏幕上露麵，就隻有告別影壇。即使改行也不得安寧，聯邦調查局會馬上跟蹤而至，確保這些人無法在新的行業繼續工作下去。其他行業的雇主也紛紛宣布不雇用那些敢於援引第五修正案的人。這些人的家屬也受到了牽連，他們的孩子在學校被毒打，他們的配偶無法找到工作，他們的住宅被聯邦調查局監視、竊聽。據估計，在麥卡錫時代，各行各業至少有一萬人因為援引第五修正案而失去了工作。
要把自己的名字從黑名單除去也是可能的，向那些協助提供黑名單的社會團體，比如美國軍團或天主教會，交幾百美元手續費，他們就會指導你該怎麼做。整個除名的步驟既複雜又秘密：要向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或聯邦調查局悔過，要在報刊上發表懺悔聲明，要向雇主寫保證書，要積極參與反共活動（比如參與散發反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請願書），諸如此類。但是很少有人願意以人格和尊嚴去換取工作。一直到六十年代這份黑名單才失效。
那些因不願作證而付出了沉重代價的電影工作者很少有人後悔自己的選擇，至少，“好萊塢十人”就從不後悔。他們也不承認自己是英雄。正如“好萊塢十人”之一，小靈·拉德納後來所言：
“在那種時刻我隻有一種選擇。我不是英雄。如果有人迫使你在‘英雄’和狗屎之間作出選擇，你不能因為你沒有選擇做狗屎就自詡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