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電影史家都會同意，1967年出品的兩部很受歡迎的電影代表著新電影的起點：阿瑟·潘恩的《波妮和克萊德》（Bonnie and Clyde）以及稍後的麥克·尼克爾斯（Mike Nichols）的《畢業生》（The Graduate）。《波妮和克萊德》以浪漫的筆調描寫了一個搶銀行的犯罪團夥。題材本身並不新鮮，在此之前已有過無數類似的警匪片。新鮮的是，在該片中，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匪徒卻是溫馨、可愛、有幽默感、有人情味的人，過著無拘無束令人豔羨的自由生活，搶銀行、殺人都像是有趣的遊戲；而追捕他們的警察卻是刻板無趣、沒有人味的機器。與波妮和克萊德的快樂自由生活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在經濟大蕭條的壓迫下平民百姓們饑寒交迫的奴隸般的苟且偷生。以前電影中的壞人變成了好人，好人變成了壞人，而最後的大團圓也就變成了悲劇。當影片的最後，看著波妮和克萊德全身布滿彈孔倒下，觀眾感到的不是正義終於得到伸張的欣慰，而是一絲揮之不去的悲傷。盡管影片把背景設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鄉村，反映的卻是當代青年的反抗主題：充滿生命力的個人對沒有人性的社會製度的反抗。《畢業生》更為直接地表達了當代青年的內心緊張和衝突。它的主人公不知道自己將要過什麼樣的生活，他隻知道他不想過像父母和他們的朋友的那種生活，那種富裕然而空虛的生活。這位彷徨困惑的主人公毫無疑問引起了青年電影觀眾的強烈認同。這部影片由於巧妙地利用寬銀幕的構圖來表達一個畫麵的多重含意和感覺而受到評論家的普遍推崇，而達斯丁·霍夫曼（Dustin Hoffman）的精彩表演也使一般觀眾看得津津有味，是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的少數影片之一。
然而，如果要找一部集新電影之大成的電影，還得數1974年出品的《唐人街》（Chinatown）。三十年代曾經有過那麼多宣揚美國夢的電影，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卻以這部揭露三十年代美國的政治腐敗的影片，宣告了這些影片的虛假。它以極其優美的畫麵來反襯美麗外表下的醜惡，以一連串扣人心弦的謀殺迷案和肮髒的性關係一步步迫近美國生活的道德腐敗的內核。所謂的美國夢，原來不過是一場金錢、權力和淫欲的夢魘。這個時期的電影中，再也沒有另一部是如此宿命悲觀，如此無能與絕望，如此完美地把握了這個時代的情緒。
在這個時期，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導演紛紛貢獻了他們最重要的作品：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教父》（The Godfather，1972）、《教父二集》（The Godfather， Part II，1974）、《現代啟示錄》（Apocalyse Now，1979），馬丁·斯科西斯的《殘酷大街》（Mean Streets，1973）、《出租車司機》（Taxi Driver，1976）、《憤怒的公牛》（Raging Bull，1980），伍迪·艾侖（Woody Allen）的《安妮·霍爾》（Annie Hall，1977）、《曼哈頓》（Manhattan，1979）。《教父》及其續集是一首關於個人與家庭、人生價值與社會腐敗的衝突的史詩。在《教父二集》中，科波拉把發生在十九世紀末西西裏、二十世紀初紐約、五十年代古巴、六十年代拉斯維加斯的故事交叉敘述，讓過去單純的希望和現在複雜的腐敗形成強烈的對照，代表著自《黨同伐異》以來對平行蒙太奇的最大膽的嚐試，同時也是自《公民凱恩》以來對權力的異化力量的最深刻的揭露。其磅礴的氣勢和憾人的威力堪與意大利的經典歌劇相媲美。同樣是表現意大利裔的美國人，斯科西斯則把鏡頭對準了那些與社會環境格格不入的街頭小人物，用美麗的畫麵、卓越的剪輯、精湛的表演［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赤裸裸地解剖人類獸性的本能。《教父》是神秘、浪漫的，《殘酷大街》、《出租車司機》和《憤怒的公牛》卻是極端現實的，就像是一部部紀錄片。從來沒有人對人類的暴力行為做過如此坦率的展示。艾侖的主人公同樣是紐約街頭的孤獨者，隻不過麵對社會環境的壓力，他們不是以暴力對抗，而是以猶太人式的冷嘲應付。在很大的程度上，艾侖的主人公都是彷徨在社會邊緣的查理，在冷漠的都市人群中帶著一顆敏感的心靈流浪，而他對美國現代社會的深刻洞察，也證明著他是卓別林在現代的傳人。
如果說四五十年代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年代，六十年代是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年代，那麼從1967年到1977年的這十年，則是美國新電影的年代，以一係列難以超越的傑作奠定了美國在世界電影藝術中的領導地位。但是，隨著越戰的結束，美國社會趨於安定；隨著裏根總統的上台，保守主義抬頭；隨著經濟蕭條的加劇，人們又希望在電影中逃避現實和尋找希望，這個電影藝術的輝煌年代很快就結束了，雖然其影響，至今仍可以感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