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臨來亞珊聖城之前曾頗為忐忑，擔心自己遭遇不測，為此做好隨時脫身的準備。然而來到聖城這些天，先後拜訪了西格蒙特元帥一家、福格爾家和韋恩斯坦家，所到之處從未因自己的叛黨身份遭受非難，還都受到主人家熱情款待。
這樣的反差使他既欽佩帝國上流社會的風度禮儀，同時也意識到這個國家的深層危機。
當人類文明還處於石器時代，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是部落，而後逐步發展出宗族與家族。在那個古老的年代，人們注重的是以血統為紐帶的家族，由此出現“貴族”與“平民”、“奴隸”的分野，家族榮譽高於一切，“國家”觀念卻很淡泊。學者們周遊列國，向貴族與君王推銷自己的學術觀點，並不會因其為異國效勞而蒙受本國同胞的指責，“良禽擇木而棲”是當時的社會共識，幫助敵國壯大起來、最終消滅自己祖國的名人在曆史上屢見不鮮，並沒有受到時人譴責。直到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和民族的觀念才漸變成熟，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逐漸成為社會上的主流觀念，家族的觀念則相應受到削弱，“國”的利益淩駕於“家”的利益之上，從這個角度來講，每一個愛國主義者都是其原生家庭乃至同宗氏族的“背叛者”。
但是這種將家族血緣情感拓展為祖國同胞之愛的曆史進程，並不是在社會各個階層同步擴散的，與人們的想象相反，往往是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最先擁抱上述思潮，而居於傳統社會金字塔尖的貴族和王室成員則沒那麼“愛國”，更留戀以血統為紐帶的家族觀念，並且熱衷於利用通婚來加強這一紐帶。所以一國的君主很可能是另一國君主的近親，一國的貴族去到另一國同樣會受到貴族應有的禮遇，在外國宮廷的社交場上遇見七大姑八大姨之類的遠近親戚也不奇怪。哪怕兩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的國家，也存在頻繁的王室通婚，兩國貴族的交往也不會因戰爭而中斷。既然一國貴族完全有可能通過婚姻成為另一個國家的貴族，甚至有可能成為該國的王位繼承人，他又有什麼理由認同相對更“狹隘”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說，秉承古老家族觀念的貴族階層與當今思想最開放的那群人——推崇自由貿易的跨國資本集團——達成了奇妙的共識，都是天然的“叛國者”。
羅蘭在亞珊帝國這些天，接觸到的名流——包括帝國貴族與新興資本家族——都屬於上述集團，因此他很容易的就被這個圈子所接納，遠東叛黨這一身份僅僅給帕拉丁娜的母親帶來暫時的煩惱，而且漢娜夫人很快就擺脫了這一困擾。這種對國家與民族觀念的冷漠態度，使羅蘭感慨良身，換做是在遠東，就絕不可能有這樣的事。
安東尼·福格爾的經曆可以作為佐證。當初他還以帝國富家公子身份自傲的時候，寇拉斯堡的社交界對他緊閉大門，直到安東尼覺察到人們自然流露的民族情感和強烈的國家意識，順應時勢公開登報聲明改換國籍，裝出一副棄暗投明的姿態才贏得遠東人的諒解，得以敲開寇拉斯堡上流社會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