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朝開始實行新政始，中國的陸軍就有了新軍與舊軍之分。所謂的新軍，就是指兩部分部隊，一是以袁世凱小站練兵編練的新建陸軍為基礎的北洋軍，二是隨後各省先後編練的新式陸軍（嚴格地說，還應算上改編為新軍的部分八旗）。而舊軍，則主要是指由淮軍發展而來的巡防營。自太平天國覆滅之後，淮軍就是清朝的國家軍隊的主力。即使甲午戰爭表現不佳，編練整頓，組成所謂的“練軍”，也隻能在淮軍的基礎上進行，另起爐灶的隻有小站新軍和張之洞的自強軍。但是，另起爐灶的兩支小部隊，後來居然取代淮軍的國家軍隊的地位，變成老大。而淮軍除了少部分被改編為北洋軍之外，大部則退而成為巡防營。在當時，除了淮軍改編的巡防營之外，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有早就半死不活的綠營、湘軍，以及大批未改編的八旗兵。這些軍隊都算是舊軍。
新軍與舊軍的區別在於，新軍不僅采用西式編製，軍、師、旅、團、營、連、排（隻是稱謂不一樣，可以理解為翻譯的不同），而且有西方軍隊的步、炮、馬隊的配置，有後勤部隊和參謀人員，還有醫官和軍樂隊。其武器，也盡量按西方，特別是普魯士陸軍的裝備規格裝備。也就是說，所謂的新軍，就是完全普魯士模式的軍隊，是一支徹底西化的軍隊。但是舊軍就不同了，雖然說，淮軍當年也是用洋槍洋炮武裝起來，而且采用洋操訓練，但它的編製，還是勇營製，沒有西式軍隊的後勤以及參謀部配置，即便所謂的洋操，也是練兵不練官。軍官作戰指揮，不會看地圖，沒有參謀人員，全係舊式戰法。改編成巡防營的淮軍，編製稍有變化，但大體如舊，因為當時變革的思路，巡防營類似於後來的武裝警察部隊，而殘留的綠營、湘軍則逐漸轉成警察。
可是，這麼一來，綠營和湘軍倒沒什麼好說的，原本就氣息奄奄。可淮軍從原來的國家正規軍，降格為警察部隊，裝備、待遇都比新軍差一大截，落差太大，心境好不了。見到鼓樂齊鳴，服裝鮮亮的新軍，難免酸酸的。加上新軍雖然按西法訓練，而且西式配置，但畢竟多為新招之兵，軍官大抵軍校學生，新固新矣，但卻從未經過戰陣。參謀雖然有，基本上不會用。輜重、後勤、軍醫、軍法之類，大抵也是樣子貨。而由淮軍改編的巡防營，雖然仗打得不怎麼樣，但畢竟打過很多。在那個時代，武器的進步還相當有限，軍隊就是這樣，打過仗，老兵多，就比較能打，沒打過仗，老兵少，初上戰場，難免露怯。論戰鬥力，新軍的確不如一些訓練不錯的巡防營，比如張勳的部隊，就相當能打。新軍一對一，實際上打不過他們。所以，自從1907年改製之後，新舊兩軍的裂痕就擺在那兒了，兩下互相看不起。比較而言，舊軍的酸勁更大些。
可是，隨著新軍的規模日益擴大，安徽和廣州新軍的叛亂，使得新軍忠誠問題開始凸顯。朝野的保守勢力，開始誇大新軍的“異動”，一些的地方大員，也加緊了對新軍的防範。在清末最後兩三年裏，各地新軍普遍遭遇歧視。地方督撫寧可依賴巡防營，也不肯相信新軍。原本作為國家複興希望的新軍被冷落、歧視，而計劃要整改淘汰的舊軍，卻成了救命的稻草。中國的改革，在最早進行的軍事領域，進入了吊詭區域：統治者擔心原本救急的變革利器，居然化為要自己命的凶器。
但是，這種擔心和防範，卻極大地激化了新軍的“異動”。辛亥革命各地新軍的造反，幾乎都是在彈藥被控製的情況下展開的。武昌起義，最先開槍用的彈藥，是革命黨事先偷運進來的。雲南起義，西安起義，新軍所用彈藥，都是早先借打靶的名義藏起來的。駐守南京的第九鎮新軍，武昌起義之後，彈藥供應全被切斷，全軍隻剩下曆次演習所餘，每人不足五發，還被借故調離城區。而張勳的江防營（巡防營的一種）和其他防營，卻彈藥充足，要多少有多少，被兩江總督張人駿和江寧將軍鐵良調到身邊擔任城防主力。藩司樊增祥屢次勸諫，擔心如此輕此厚彼，會激成變亂，但張人駿就是不放心。厚此薄彼的對待，使得原本就勢同水火的新舊兩軍，矛盾迅速激化。
受到信任的舊軍，氣焰高漲，屢次挑釁新軍，有事沒事，就在新軍營地周圍放槍。新軍士兵外出，屢屢被舊軍刁難尋釁。第九鎮留守南京的士兵，外出被舊軍逮捕。江防營還派出間諜，化裝成小販，偵查新軍軍情。新軍還沒“叛變”，就已經領到了叛軍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