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在的，當時的第九鎮鎮統徐紹楨，其實並非革命黨，是否傾向革命，都很難說。但是，這樣的歧視和防範，卻生生把他推到了革命黨一邊。他屢次通過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視，但均無結果。正如他說的那樣，他所在的部隊，不僅被當道以路人視之，而且以亂黨視之。他還沒叛，刺殺他的人都派出來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雖然說，在當時的情形下，第九鎮早晚得有所動作，但未必會成建製地起義，個別部隊的造反，跟整個師一起動作，還是有區別的。
當然，決心反叛的徐紹楨和他的部下，顯然低估了張勳江防營的戰鬥力，居然在上海方麵接濟的彈藥未到之時，就貿然發動對雨花台的進攻，結果大敗虧輸。幸虧革命的浙軍、滬軍和鎮軍（鎮江）齊聚南京，局勢才轉危為安。革命方麵總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張勳，卻一點救援也得不到，南京當然守不住。即便如此，最後南京城雖然拿下，棄城而走的張勳部隊，卻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為他日後的東山再起，留了本錢。
改革的產物，危及改革者自身，這似乎是西方政治學者探討後發國家改革的一個結論。其實，這個結論是不存在的。改革產物的“叛變”，情況非常複雜，但普遍的叛變，則大多是因為發動改革的統治者過於滯後，成了改革的障礙，轉而威脅改革產物的生存。清朝的新軍，不見得必然會成為推翻王朝的動力。在清政府親貴上台之前，幾次新軍造反，都是小規模的，沒有得到新軍普遍的響應。即使武昌起義之後，南方新軍普遍不穩，但同樣作為改革產物的北洋軍，依然沒有動。而一向被視為可靠的巡防營，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陝西的防營，幾乎全數參加了起義。看起來很落後的軍隊，很容易被幫會滲透，隻要形勢有利，誘惑足夠，這些嗜利的黨徒，也一樣會背叛朝廷。其實，在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的數次起義中，也有防營被策動參與叛亂的事例。隻是防營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聲音頗大的保守勢力視而不見，他們就是喜歡盯著新事物，挑這些事物的錯處，甚至不惜把螞蟻說成大象。對於清政府而言，改革當然有風險，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條。對改革風險的掌控，最關鍵的，在於自身的同步進化。具體對於當時的清政府來說，就是早一點實行憲政，真正的憲政，而不是借憲政之名把權力收到滿人親貴手裏。如果清政府能聽從立憲請願的呼聲，早點立憲，跟地方士紳分享權力，那麼新軍中的穩健派就會得勢，革命黨就算活動，也無機可乘。如是，新軍不僅不會成為埋葬王朝的那把鐵鍬，反而會成為支撐王朝的柱子。
啊，海軍
艦隊這場戰鬥前段打的是革命黨，後段打的是清軍。放在任何戰爭史上，都怪怪的。
在辛亥革命發生的那個年代，世界上的主要兵種，除了陸軍就是海軍。雖然已經有了飛機，但空軍還沒有成形，也沒有多大用處。像德國和日本這樣走向現代化的帝製國家，皇帝的第一個身份，就是海陸軍大統帥。一般來說，陸相的國家比較重視陸軍，而海相的國家重視海軍。但歐美列強都是殖民強國，殖民離不開海軍，所以對於海軍是越來越看重。馬漢的海權思想，在這個時代，受到國際強國的一致重視。
傳統的中國，是個內陸導向的帝國，沒有海軍，有水師。在西方海軍突飛猛進之際，清朝的水師，依然保持在中世紀的水準。自打收複台灣之後，水師等於廢了，被邊緣化了，頂多可以用來緝私捕盜。後來在軍事現代化過程中，雖然起步不晚，投入也不少，建成的海軍，無論早一點的福建海軍，還是後來的北洋海軍，雖然都頗具規模，論噸位和火炮，足以稱雄亞洲。但是，缺陷也是明顯的：一沒有海權思想，二訓練不足，三還是陸軍的附庸，有強烈的陸地意識。這樣的海軍，再加上一點傳統的舊軍積習，在跟法國和日本海軍較量過程中，自然是一敗塗地。甲午戰後，龐大的北洋海軍艦隊，沒有沉到海底的，都變成了日本海軍的一部分。
跟辛亥革命發生關係的清朝海軍，已經是甲午後重建的。跟當年的規模已經沒法比，但如果用在內戰裏，還是不可小覷的力量。有海圻，以及海琛、海容、海籌等四艘重巡洋艦，其中海圻排水量達四千三百噸，屬於二等巡洋艦，這樣巡洋艦當時還有一艘海天號，但1905年觸礁沉沒。海琛、海容和海籌三艦，排水量將近三千噸，裝備一五〇毫米火炮三門，一〇五毫米火炮八門。武昌事變當口，海圻號出訪，剩下三艘巡洋艦，海琛、海容、海籌號都被派到了武漢江麵，再加上其他軍艦，幾乎所有的海軍家底都被拿出來了，艦隊由海軍大臣薩鎮冰親自率領。前來鎮壓武昌起義的海軍陣容，不可謂不雄壯，清政府真是下了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