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其實也會投票，隻要有人教，都學得會。
預備立憲：中國第一個議會的誕生
醉心立憲的人，有的揣著明白裝糊塗，有的則真是糊塗。
20世紀初的中國，是個變化特快的地方。在1900年還在舉國上下狂熱排外，逢洋必反，推崇弄神弄鬼的義和團，轉眼，到了1903年，就開始舉國上下嚷嚷著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滿了阿Q氣息的總理衙門，就在這一年，變成了外務部。1904年，官製改革，軍事改革和司法改革還沒啟動，朝野上下就開始談立憲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國，中國人的興奮，大概僅次於日本人。在他們看來，日本這個黃種人的國度能夠打敗一個歐洲強國，全賴於他們的製度——人家立憲了。所以，中國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徑是學日本，也來個立憲。
這樣的認識，不僅是報界的呼籲，也不光是趨新的知識界的共識，有實力的在野士紳，比如張謇、湯壽潛，在朝的大臣，比如張之洞和袁世凱，甚至一些王公親貴，溥倫、載澤，甚至當政的奕劻、鐵良也做如是之想。這在某種程度上，得感謝嚴複，也得感謝義和團，他們從正反兩個方麵，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注入了這些大人物的大腦。如果說，戊戌變法時學習日本，僅僅是個剛剛開了頭就斷掉的序曲，那麼，清廷新政時期學習日本，才真是熱潮。不僅在短時間內，幾萬人湧入日本留學，而且日本的專家，從軍事教官到幼兒教師，也成批地來到中國。當時朝野的立憲呼籲，也是比著日本來的。其實，按製度史上的分類，當年日本的製度，還談不上是君主立憲，僅僅是一種二元君主製，雖有憲法，但君權還是高過民權。當時的世界，實行二元君主製的典型國家，除了日本還有德國，而日本其實是學德國的。此時的中國立憲，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國說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隻是，中國朝野鍾情立憲的人，原本是同床異夢。有的人拿日本說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度陳倉，最後真的搞立憲。有的則是真心移植日本製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權至上。更多的人，其實對什麼叫立憲，不甚了了，隻是想借立憲跟滿人進一步分享權力。醉心立憲的人，有的揣著明白裝糊塗，有的則真是糊塗。
不管大家肚子裏的打算如何，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歸留學生們趁最高層集體學習之機，幾番進宮講課開導，或者忽悠，其中講得最好的，就包括後來被罵成賣國賊的曹汝霖。西太後被告知，立憲之後，晚清皇室的權力不僅不會削弱，而且會更加鞏固。無論她真信還是假信，日本的樣子擺在那裏，列強的虎視眈眈在刺激著她的神經，不由她不動心。即便如此，她還是要“眼見為實”一下，派出了五大臣代為耳目，出國考察憲政。五大臣中載澤、紹英、端方是滿人，而徐世昌和戴鴻慈則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漢臣，沒有一個洋學生，更沒有一個跟康梁有過瓜葛，沒有理由不被信任。五大臣考察了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美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俄國。走馬觀花，體會不是沒有，但考察報告的撰寫，最後卻偷偷落在梁啟超手裏。這樣的報告交上去，朝廷沒有理由不動作了。當西太後問五大臣中最能幹的端方立憲怎麼樣的時候，端方回答說，立了憲，皇帝就可以世襲罔替。一句話，打消了老太婆的顧慮。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實行仿行立憲，從1908年開始，九年為期，到1917年，正式實行立憲。此前為預備立憲期，在預備期實行立憲的各種準備工作。成立各省的諮議局和中央的資政院，就是預備立憲的重要步驟。
一、保中國與保大清
“保中國還是保大清”，這是戊戌變法時就提出的問題，保守派借此刁難質疑改革者的。在清朝預備立憲過程中，這個問題的陰影，一直沒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統治者的一道魔咒。客觀地說，就立憲派中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而言，保中國是主要目標，保住中國，順便也保了大清。而對於在朝的當政者而言，尤其晚清權貴，則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順便保中國。實際上，在這兩者之間，還有一個第三者，那就是革命黨人。1905年，革命黨人組合成同盟會之後，實力大增，不容小覷，而革命黨則是隻保中國，不要大清。
其實，當時中國改革的背景，是列強的瓜分危機，是他們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具體步驟，是日本完成吞並朝鮮的最後一步，是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的軍事存在。所以，才有“保”的議題。其實，就算是晚清頑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願接受附庸國政權的地位，因為他們也知道，一旦到了這一步，離徹底亡國，也就不遠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對於在朝當政者，保中國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保不住中國，大清也就沒戲。如果有人熱心積極地保住了中國，同時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所以，在有人拚命要驅逐韃虜的時候，大清當權者的最佳選擇，其實就是和立憲派一起，積極推動立憲。從這個意義上說，立憲是一種規避革命的最佳路徑。這一點，朝廷的當家人非常清楚。所以，盡管1908年拍板預備立憲的西太後和光緒死去，接班的皇族親貴，少不經事，拚命抓權，但對於立憲卻從不含糊。年紀輕輕而且出國見過世麵的攝政王載灃，據他兒子溥儀後來回憶說，對西方的事務其實很感興趣。所以，在他的當政期間，作為立憲準備的諮議局和資政院相繼登場。輿論開放的尺度也越來越寬，對於立憲派的提前立憲請願，雖然沒有全部答應，但也答應比原來縮短三年。隻是，這些少年親貴，僅僅堅持了立憲，但立憲對於當時的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他們卻不甚了了。似乎在他們眼裏，隻要按既定方針立憲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國，或者說大清就可以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