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湖南巡撫吳大澂之手（很大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筆），時間是光緒二十年底（公元已入1895年〉。當時，北洋水師已困守劉公島，離覆沒不遠。而陸軍則從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吳大澂在晚清也屬於比較開明而且務實的“廉幹人員”。在危難時率軍出征，而且帶的是武器裝備以及訓練都遠不及淮軍的湘軍，居然能夠發出如此氣壯如牛的檄文，要在戰場設立“投誠免死牌”，並要約日軍“接戰三次”，讓人家“三戰三北”，自己則可效諸葛亮，有七擒七縱之法。
當然，吳大澂的部隊，接戰還是真的跟日軍接戰了，並沒有說了不練，隻是戰績跟淮軍一樣，打一"仗敗一^仗，二戰二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自己。開戰的時候，我估計什麼“投誠免死牌”之類的也沒立起來，投降的日本人，一個都沒有，一天管兩頓飯以及用輪船送回自然都談不上了，倒是被圍在劉公島的北洋水師全體被俘，被人徒手裝在一艘卸除了槍炮的訓練艦上，送了回來。
湘淮軍也是中國學西方搞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中日開戰之前，中國的士大夫，一致認為日本軍隊，不及湘淮軍遠矣。就連世界輿論，也大多看好中國，沒想到真的動起手來，如此不中用，兩軍輪番上陣，結果連一個小勝仗都沒有打過。據對陣的日軍說，中國兵打仗一上來就亂槍齊放，等到子彈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們撤退的時候了。看來，“精槍快炮”，而且“素有準頭”，隻是嘴上說說而已。手裏不比日軍差的洋槍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過年放的鞭炮。
軍國與民國的兩套邏輯
陳誌讓先生的《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是中國大陸改革之後，最早公開引進的西方曆史研究著作之一0而且引進得相當及時，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聯書店推出。
陳誌讓是加拿大的華人學者，早年在西南聯大讀書，學的是經濟學。讀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憶篇劄，可知道當年的西南聯大，集中了中國近代學術轉型以來最優秀的學者再加上一些怪傑，屬於那種有大師而無大褸的大學，這個大學又有讓學生隨便聽課選課的學風，不僅人文社科相互串門，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選課。出身經濟學的陳先生，後來居然做了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髙，一點都不奇怪。陳先生的書，跟那時候為數不多的幾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樣，是我們這代學者的啟蒙之作。它第一次讓我們知道，原來近代史除了為領袖的言論做注釋，以及按這些言論所指示的路徑解釋兩大運動和三大髙潮之外，居然還可以這樣寫。
“軍紳”兩個字，用來說明北洋時期的民國，傳神而簡潔。從晚清到民國，從杈力結構上來說，正如陳先生所說，就是從紳軍變成軍紳的過程，軍人成了這一時期發言權最大的人。在政治體製上，軍紳政權則表現為軍國。北洋時期，從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再到胡帥張作霖次第當家，都是軍國；到了國民黨時代，他們自稱黨國，其實也是軍國，作為黨的國民黨並沒有當家做主，當家做主的是黃埔係的軍人；而原來居於舞台中心的紳，無論新舊，從張賽、嚴修到梁啟超、湯化龍，再到顧維鈞、曹汝霖這樣的留學精英，甚至包括跟當家的軍人領袖關係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凱的楊度、段祺瑞的徐樹靜、吳佩孚的張其鏜、張作霖的王永江，都隻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來，人們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國的，卻弄出來個軍國，派係紛爭出來了，地盤和養兵問題成了政治的關鍵。一邊是戰爭和割據，一是外國勢力的推進、現代化的開展，一邊是傳統生活方式和環境的破壞；軍官當家說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種養家糊口的職業，秩序混亂；一麵是沿海都市畸形繁榮，一麵是內地農村的真正破敗。都市有了現代的企業和市場以及大學、報社，但在鄉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時代變化的現代物件，就是漢陽造步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