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事情，過去也有過。比如晚清東北好多地方，政府管不了，就由地方上的胡子來管，每支隊伍管一片，對外不叫胡子，叫保護隊，這片的老百姓，不給政府交糧納稅，卻給保護隊交保護費，我們赫赫有名的張作霖張大帥，就是幹保護隊出身的；河南也有這樣的事，民國時期豫西有個別廷芳，占了好幾個縣的地盤，說是要自治，這些地方政府管不了，全由他來管，對老百姓生殺予奪，但如果安分過日子，的確也加以保護。民國曆史上，長江流域的洪幫，四川的袍哥，陝西的哥老
會，上海的青幫，都幹過跟政府分庭抗禮“保護”一方的事情，這些幫會，就是二政府。
凡是正統的政府治理失效，秩序失控，就會有黑社會的勢力出來代為維持秩序，維持一種黑社會的秩序，一種規矩和規則都跟正常社會不一樣的秩序，老百姓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也隻能接受這種秩序。
晚清和民國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戰亂和分裂。國家整體秩序混亂，地方政府腐敗無能，隻知道刮地皮，卻無法維持哪怕起碼的治安與秩序，甚至隻會擾害百姓，這種時候，一般就會由黑社會出頭，用非常手段，建立非常秩序，在混亂無序與黑社會秩序之間，老百姓隻能選擇後者，因為後者帶來的損害多少要小一點，於是，這種替代政府的二政府現象就出現了。一般來講，這種替代往往處於地下狀態，隻有在政府特別失人心，或者黑社會勢力特別強大的情況下，黑社會才會在市麵上招搖，而維持秩序的警察，才會不敢穿製服上街，因為穿製服上街，既討黑社會的嫌，也招老百姓的罵。
其實，在二政府統治下，老百姓的日子並不好過。盡管由於政府失效，老百姓在有冤難伸而且特別想伸的時候，也會求助黑社會，而且凡是出現二政府的地方，根據黑社會中人的品性，有時候也會主持一點公道，但是總體來說，那種秩序絕非正常的秩序，往往是靠非法的暴力來維持的，就像當年的別廷芳一樣，他的話就是法律，說殺人就殺人，連申辯的機會都不給。服從二政府的治理，隻是由於不得已。
窮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窮，是古代官場的一個永恒主題。
其實，京官窮，大官不在此列，權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難。窮的，隻是那些小京官，所謂京曹，即中央政府各個衙門裏的屬員，無權無勇，人數眾多，一般來說很閑，但卻沒錢。他們甚至比不上那些經手瑣事的胥吏，由於有公務經手，在手續上就可以卡點油水出來。這種狀況，在官吏分途而官員的俸祿又出奇低的明清兩代，尤其明顯。
京官之窮，是因為沒機會直接刮地皮0同樣一個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縣，平常年景，說不上貪酷，一年幾萬兩雪花銀總是會有的。但是在京裏，一年的法定收入，也就是45兩銀子再上一點祿米。京師米貴，居大不易，這點錢糧，家口如果超過5名，那麼多半是要餓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歡哭窮，做了京官，則一塌糊塗，活脫脫一個個怨婦。最有名的是李慈銘，在他的《越縵堂日記》裏，在罵人之餘，總是喋喋不休地訴說自己的困窘。還有人填了曲子訴苦：“淡飯兒才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卻把家常道。道隻道，非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
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這啞巴牲口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
京官哭起窮來，好像每日等米下鍋，忍饑挨餓，日子都沒法過了似的，其實大抵屬於“家兄江南歿，舍弟塞北亡”的詩人作詩，當不得真。沒錯，這些小京官，的確房租經常拖著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賒”，動不動就跑當鋪，經常隨份子送禮，欠債也屬於家常便飯。但並不等於他們真的活不下去，事實上，他們往往出有車，食有魚，家裏有啞巴牲口，還雇有拿工錢的家仆。李慈銘一邊廂說自家沒米下鍋，一邊廂卻記錄自家赴一個宴會，又一個宴會，魚翅海參沒完沒了。當然，很有可能，這邊主人在赴宴，飯店門口，仆人找來嚷嚷：“大奶奶說了，當的那個鐲子到期了，趕快去贖！”晚清有嘲京官詩雲：“天樂看完看慶豐（看戲），惠豐吃罷吃同豐（吃席）。頭銜強半郎員主（即各部的郎中、員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級屬員），談助無非白發中（麻將）。除卻早衙簽個字，閑來隻是逛胡同（妓院）。”雖說有點誇張，但也八九不離十。其實，當年吃瓦片的租房戶，即便承租的官員拖欠房租，也斷沒有把人趕走的，因為租戶裏有個官員，對外好說話。而平時的商家，從來都是賒賬的，按年節一總收賬，因此，拖欠和賒欠，對於官員不算什麼大事。
總而言之，京官雖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窮，但日子並不真的像京裏窮民那樣難過。魯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見習翰林（庶吉士〉大考未過，外放老虎班知縣，因過於驕橫丟了烏紗，馬上就捐一個內閣中書進京，雖說沒有錢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還過得不錯，時不時可以梢點特產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來錢的道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