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巡按製度，也發生過類似的變異，在各省設置巡按，原意是加強對地方的監督，但是巡按很快就變成了省級大員之一，一個七品的小官，居然可以跟二三品的省級宮員布政使和按察使平起平坐，分享製度上沒有賦予的行政權力。結果，監督的職能自然廢掉了，反而增加了省級官員內部的紛爭，最後不得不再派一個淩駕所有官員的監察官巡撫或者總督到省裏去，時間一長，巡撫和總督也變成了事實上的地方最高長官。
近來審計署出台新紀律“八不準”：不準由被審計單位支付或補貼住宿費、餐費；不準使用被審計單位的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辦公條件辦理與審計工作無關的事項；不準參加被審計單位安排的宴請、旅遊、娛樂和聯歡等活動，等等。這“八不準”，意味著已經出現過這樣的八種現象。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自然意味著審計和監督的失效和部分失效。
如何防止監督變成分肥，嚴肅內部紀律僅僅是一方麵，還需要這個
製度以外的監督來加以保障。任何機構之間的監督，在理論上都可以化解為彼此之間的分肥或者分贓，無論機製多麼複雜，隻要時間足夠長，彼此博弈次數比較多，都可以通過彼此間的談判實現這一點。所以，真正的監督，實際上是有民意參與的監督，來自眾多被管理者的監督，這些人是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通過談判達成分肥協議的，而民意的監督，則來自人民代表，來自社會，來自公共媒體。因此，審計部門若想讓“八不準”真正落到實處，不能僅靠被審計一方的配合，還需要引入一個第三方。
選舉在近代中國底層社會的工具性悖論
一人一票的選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在引進西方製度的同時，中國自然也引進了選舉製度。比較而言，同屬西方政治影響的東西，政權下移最合中國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徹底，文官政治次之，人們也能認可。議會政治就比較麻煩，無論如何都搞不好，不是變成議會專製，就是廢掉議會。顯然，議會政治難以落地，最關鍵的原因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在中國難以落實。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倫理本位和集體本位的國度，其文化的基因裏，就沒有選舉這回事。對於過去的中國人而言，所謂的選舉，就是選官，就是科舉考試，根本就沒有投票的概念。相對於民主政治，傳統中國社會倒是有協商這個概念，但協商中每個人的發言權是不一樣的，集體本位的社會離不開杈威，因此即便是協商，也是依據每個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發言權，地位低的人意見要想被采納，必然要有地位髙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當然，沒有概念的事務，不見得就完全沒有辦法引進。但是問題是，西方製度被引進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工具來使用的，人們無非是借助這個看起來很美的工具，實現富國強兵的夙願。這裏，民主沒有文化的內涵，更沒有價值的意義。在這種前提下，選舉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往往呈現出很有意思的麵相。
凡是選舉，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層社會打交道。中國自辛亥革命實現政體變革之後，北洋時期搞過兩次國會選舉，民元國會和安福國會，某些地方軍閥，也推行過聯省自治，搞過地方議會的選舉。國民黨則搞過行憲國大選舉，而中共也推行過農村的基層選舉（不是指現在的村民自治）。這些選舉，無論動員力度大小，百姓參與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為了完成上層政治某項任務的工具，老百姓不僅難以借此實現民主政治的啟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謂集體本位，意思就是一個群體中一般成員的意見，是通過這個群體的精英來表達的，而倫理本位則表示，所謂的精英隻能是群體倫理關係中的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國會選舉中，雖然中國人還沒有學會買票賄選，但一人一票的選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個選區的投票，差不多都是體現本區域精英的意誌，所謂選舉，不過是工作人員抱著票甄四鄉走一圈，然後按照選民冊代填選票而已。候選人不知道用政見討好選民，主導選舉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選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選人，因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懂得選舉與自己社區日後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他們隻是推出他們認為合適的人而已。民元國會選舉，國民黨之所以大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地方精英看來，國會是革命之後的新鮮事，而新鮮事就得跟革命沾邊的人來辦，因此，跟革命有關的國民黨就占了便宜。顯然，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有深厚的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