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選舉接著進行下去之後，買票賄選的本事，中國人也學會了。這麼一來，選舉在底層社會，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選票需要買了，買的時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買，隻要買通一個地方精英，那麼這個精英能控製的地方的選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為也分成兩類，一類借選舉為自己牟利，買票的錢都落入自己的口袋，隻要他能壓得住茬，一般也不會出現亂子；一類比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會把選舉當成為自己群體謀福利的一次機會。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開會議決，本族的選票一定要賣給出錢最多的候選人，而賣票所得，一律作為宗族的公產，用於宗族公益。當然，如果有政權的幹預（一般都是掌權的軍閥），價錢上可以優惠，但必須用其他條件作為交換。這就是為什麼在安福國會的選舉中，原本覺得自己在人望上占優勢的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係，會大敗給倉促組建的安福俱樂部，隻得了區區二十幾個席位，因為安福俱樂部背後有軍閥政杈的支持，在政權和金錢兩種資源上，研究係都沒有優勢。
軍閥政權利用選舉組織國會，為自己的政權提供合法性，但底層社會卻把選舉變成一次相當純粹的市場交易。事實證明，雙方在當時的條件下，都達到了理性選擇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國民黨行憲國大的選舉，跟此前的選舉有所不同。由於國民黨政杈有點全能主義的味道，因此動員能力和社會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權要強很多。其黨、政、軍、警、特在地方上，還是很有力量的，政權對社會的滲透也遠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麵，畢竟經過了現代政治幾十年的洗禮，二戰勝利，民主國家的聲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識水準比較高的居民，民主意識有所覺醒，人們初步意識到
了選舉與自己生活的關係，隻是這類人實在太少，對選舉大局構不成很大的影晌。同時，我們看到，由於戰爭的破壞，原有的鄉村精英控製能力有所減弱，從前選舉的買票方式，往往會出現問題。
因此，此次國大代表的直接選舉，更多地表現為國民黨國家機器在地方高度動員的局麵。盡管在選舉之初，國民黨為了防止代表變成國民黨員的清一色，曾經力圖通過地方協商，盡量保證某些無黨派人士，尤其是青年黨和民社黨等附和他們的“民主黨派”成員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先就把這個比例通告給這些小黨。_然而政權機器一開動，地方上擔心的卻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夠，難免動員過度，最後使得小黨和無黨派人士紛紛落馬，國民黨中央又不得不出來糾正，結果原來當選的人又不幹，演成很多選舉糾紛。
這種政權體係動員下的選舉已經演變成完全意義上的政杈工具，參與選舉的底層民眾，既不可能得到選舉自己的代表的好處，也得不到賣票的利益。選舉，隻是上層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離很遠。
在曆史上中共進行的最認真的選舉實踐，是在抗戰時期推行的基層選舉。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共領導的敵後根據地，由於選舉的實行，為中共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很多國統區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國朋友，凡是到過根據地的，都盛讚根據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國民黨治下的國統區，反而背道而馳，不僅沒有選舉，而且一度提倡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製主義政策，跟根據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顯然，在抗戰時期中共推行的選舉，從選村長到選邊區參議員，都是相當認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後操控的痕跡。由於中共對於底層社會超強的動員能力，因此根據地每年進行的“大選”（這是當時根據地的通行叫法），底層民眾的參與度，絕非此前任何一種選舉所能比擬。也可以說，這種選舉，基本上實現了底層民眾真正有熱情的參與。很明顯，不能把根據地的選舉，簡單地視為做給外麵人看的政治秀，選舉，對於中共而言，有著切實的工具性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