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根據地的選舉，是從拔除國民黨基層政杈入手的。中共的敵後根據地，本是利用日本軍隊入侵，國民黨軍隊後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雖然軍隊的撤退，很多國民黨縣以上的政權隨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區，國民黨的基層政權卻還存在。如果用武力驅趕這些基層政權的人員，雖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卻未免有些理虧，或者說，不符合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於是中共想到了選舉。
自從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來，留在鄉村的地方精英實際上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越來越踴躍地進入縣以下的基層政權中，另一部分則跟從前一樣，待在政杈之外。一般來說，樂於進入政權的精英，往往屬於劣質化的那部分，隨著軍閥割據的政局演變，劣質化的精英還有武化的趨向。這部分精英的種種作為，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鄉紳的行為模式，用杜讚奇的話來說，就是以掠奪型經紀取代了保護型經紀。這種比喻雖然可以商榷，但劣質化的精英憑借政杈之便，行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實上，他們的行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傳統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隻要組織選舉，原來國民黨基層政權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這部分政權精英，也因此創造了中共跟另一部分傳統精英合作的基礎。最關鍵的是，這種打著地方自治、民主選舉的“改朝換代”，國民黨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卻無法明確反對。
盡管基層換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滿意的人，但是從這以後，根據地的選舉卻一直堅持了下來，除了遭遇日軍的掃蕩，幾乎每年一次。應該說，這種基層選舉，中共組織得非常認真，其針對大部分不識字的選民創造出來的“豆選法”簡單有效，廣為推行。在選舉技術上，雖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後來的舉手表決，還是不錯的，算得上是無記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麵，至少被選舉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誰沒有投自己的票a而且在選舉實施過程中，中共黨組織一般都不公開出麵，即使組織，也是在幕後進行。最有意思的是，他們並不強求自己屬意的人選一定要當選，隻要被選上的人他們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來講，在農村環境裏推行選舉之初，那些傳統的精英，被選入參議會，參加基層政杈是比較容易的，因為農民是個需要精英代表的群體，現存的精英，隻要道德上說得過去，農民習慣讓他們來出頭露麵。但是奇怪的是，選舉推行幾年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老的精英當選出現了麻煩，基層政杈開始向清一色中共黨員方向發展。以至於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規定“幵明士紳”名額的方式，即所謂“三三製”，來保證傳統精英的份額。與某些人認為“三三製”是為了保證中共地位的看法不伺，實際上，在當時的情形下，傳統精英在政權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製度保障，也就是說，實阮統治鄉村社會上千年的傳統精英，即使在從清末到北洋再到國民黨政權推行政杈下移的過程中，都沒有喪失地位，在中共的基層選舉過程中，居然被成功地邊緣化了。
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變化，基於幾千年傳統和文化的鄉村權力結構，用這種方式顛覆，顯然比用簡單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到了抗戰勝利，中共實行土地改革之時，隻有在新解放區，鄉村精英才有可能組織一些反抗，而老根據地，精英們則隻能束手待斃。在多年的選舉中，農民最明白的隻有一點，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杈、傳統杈威，都可以用手裏那粒用來當選票的豆子來推翻，他們也就真的給推翻了。顯然，這推翻和顛覆的，不僅僅是些精英，而且還有精英背後的傳統權力結構，以及文化的結構。但是，推翻之後，並沒有人給他們一個新的東西。對於民主政治，他們隻是學會了投票，或者說習慣了投票，但卻沒有起碼的杈利意識、人杈觀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權利，這種選舉，沒有民主的文化，也沒有民主的價值觀。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為了發動群眾，往往采取放任農民隨意行動的做法，在這“群眾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氛圍中，許多地方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對於那些大家一時對是否處死有爭議的人，人們會采取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還是豆選，往碗裏投豆來選擇，一個生碗，一個死碗，哪個碗裏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標簽來行事。如果死碗裏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