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害群之馬，不是指那些在業務上給單位造成巨大損害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貪汙受賄、損公肥私之輩，一般專指那種替人出頭、跟領導為難的人。在古代，作為親民之官的縣令，最痛恨的人就是替人打官司的“訟棍”，還有那些替民眾說話的民間精英，或早或晚，都要找茬給收拾了，收拾不了，在他們看來，就是隱患。
一個工會主席，為自己的會員維權，看起來理所應當。但是，這種事情，在中國一向都行不大通，替工人維權，就等於站在了企業的對立麵，企業自然不能容忍。這種事，如果私下裏暗中交涉，也許企業還可以容許，但是像唐曉東這樣公開發文，在企業看來，等於內部人反叛，因為盡管唐是工會主席，在企業看來，也是自己的員工。
雖然說，在理論上工會是為工人說話的組織，但落實在具體的單位裏，每個工會都是單位領導的一個輔助組織，做點福利和娛樂活動還可以，幫助領導解決困難更好，但如果替內部員工維權，就大逆不道了。
說白了，單位是不大能夠允許自己內部出現員工自己的組織的，那豈不等於出現了另一個權力中心？隻要有人犯了此禁忌，那就等於是所有單位的領導的公敵，走遍天下，也別想有人會接納他。隻有這樣，才能維持單位的“安定團結”，將任何來自下麵的挑戰，都消滅在萌芽裏。單位裏的個人維杈，成不了氣候，而別人幫忙又被嚴懲，因此，天下太平。
有人示威請願，社會才正常
北京市指定奧運期間的遊行示威區域，規定想要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人，可以申請在兒個特定地點遊行示威。這些區域中，像日壇公園和紫竹院公園，都處於市區中心地帶，有關部門表示，隻要通過合法手續枇準的遊行集會示威活動，都可以在這些地點進行。不像遊行集會示威法剛通過那陣，偶然有個遊行，還被安排到大老遠的郊區去。
在任何社會，政府做得再好，公眾也不可能完全沒有怨氣，必須有個合法的發泄渠道，否則就會在地下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再爆發出來，所造成的破壞，是所有人都不樂意見到的。這些年來，群體性事件頻發，幾乎每個事件，都照例有防堵壓服的過程。更何況，現在已經是21世紀，民主已經是世界的潮流，一味地防堵，不僅無效，而且後果嚴重。
事實上，即使在古代，那種完全協調一致的秩序，也隻能出現在一定的時間段或者小範圍內，而且往往是靠高壓強力維持的。人有嘴，除了吃飯，就是要說話的，眾口難調不隻是講烹調，而且也是說治國，治大國若烹小鮮，治國者即使做得再好，也一樣有人說不好，因為不合他的口味。
人有話要講，就得讓他講出來，靠髙壓，靠防堵，可以得逞於一時，時間一長，就有大麻煩。人是有理性的，隻要允許人們自由討論，那些不合情理的意見，不會有很多人去迎合。換言之，一個正常的社會，必然要有雜音，沒有任何雜音的地方，隻有墳場。
但願，北京這樣的安排，在奧運開完之後，還能繼續下去，成為一種常設機製。
閻王生病小鬼吃藥
“兩高”出台司法意見，說是對醫生教師利用職務之便收受回扣者，以商業賄賂罪論處。的確，是有不少的醫生和教師，借職務之便，比如幵特別藥方，或者購買特別的教學用品，比如影響學生定購教輔材料，吃回扣，影響很壞，該整。
不過，在我的印象裏，這兩個行業吃回扣的人，大頭絕非一般的教師和醫生，而是若輩中有杈有勢者。醫生至少是科主任，教師至少得是教研室主任或者年級組長，大學裏至少得是院長、副院長，直接負責單位采購的單位首長才是某些商家主攻的對象。
說到底，無論拿大頭的醫官學官，吃小頭揩油的醫生和教師，能夠這樣肆無忌憚地吃賄賂，占學生和患者的便宜，最大的根源是結構性的。無庸諱言，我們現在的醫院和學校，還是壟斷性的，公立醫院和學校占據了最大的醫療和教學資源，少量開放的民營成分，還僅僅限於拾遺補闕的位置，隻能靠低端的特殊病治療（很多都是蒙人的）和職業教育來維持。老百姓生了病，別無選擇，隻能去公立醫院，由於醫患之間信息的完全不對稱，也隻能聽任醫院擺布。公立醫院“以藥養醫”的痼疾，固然有政府投入不夠的原因，但是在目前情況下，即使政府加大了投入，醫院也未必就會停止“以藥養醫”行為，因為畢竟這裏麵的利益足夠大，而醫院的壟斷地位，就是可以方便地讓藥廠通過勾結院方乃至醫生，結成聯盟欺詐患者。同理，學生和家長，在學校裏也處於不得不接受侵害的弱勢地位，無論教師和學官怎麼做，他們多數人的理性選擇，都會讓他們選擇接受而非反抗，因為別無選擇。尤其那些重點中學以及有點名氣的公立大學，店大欺客，你不來有人來，你不來，隻好選擇出國，但出國受教育，絕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擔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