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這段曆史，如果從文字上看，你會發現發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農民自己的意願，統購統銷是應農民反對奸商盤剝的要求，合作化是順應農民對兩極分化的不滿，“大躍進”、人民公社更是順應了“人民群眾急切要求改變貧窮落後麵貌的願望”，“文革”以及革命中的學大寨運動，不僅順應了群眾改變一窮二白麵貌的要求，而且是群眾反修防修的需要。當然，我們不能說農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欲望和要求，因為口號雖然是上麵提出來的，但下麵的農民也確實跟著走了，而且有的時候看起來走得還挺歡的，當年媒體上農民歡欣鼓舞的照片和鏡頭，不見得都是造出來的。隻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為什麼每當農民有這種大規模的要求的時候，總會伴隨著大規模的運動，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就不必說了，就連統購統銷，都是由組織安排群眾評議每家的餘糧存量，隻要把第一家評高了，那麼接下來就會越評越高，直到逼得人家上吊（如果查一下那時的《內參》，就會發現這樣的事還真不少〉。
運動，就是總是躲在袖子後麵的那隻手。
等到農民最後一點社會主義熱情的火星被耗盡，任憑學大寨的號角吹得山響，農民依舊磨他的洋工，而把所有的力氣，投到巴掌大的自留地上，“文革”後期的所有運動，實際上都變成了鑼鼓喧天的空熱鬧，這時人們發現，“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雖然很可能這隻是一種聳人聽聞的說法，實際情況是我們被東亞的某些鄰居遠遠地落在了後麵，陷入了沒有活力的短缺經濟的陷阱0於是，慢慢地，農民“退
社”的要求被在半遮半掩中考慮了一半，大包幹出現了，普及了，農民自己當家（其實是半當家〉的歡喜勁剛剛上來，在更大規模的國家現代化浪潮裏，就又被卷入了權力和市場的新的漩渦中0無限供給的農民工，不僅為中國的出口加工提供了100%的勞動力，而且他們的存在，也成為中國吸引國外投資的最佳條件。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保險，沒有工會，甚至連起碼的勞動保障都沒有的農民工，拿著世界上最低的工資，還經常遭到拖欠，事實上構成了中國城市化、現代化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從本質上講，革命時代的工業化和眼前的現代化是一樣的，區別隻是一個沿著蘇聯道路走，一個沿著美國的道路走而已。農民依舊是被某一隻手拖著走。
這時，那隻手變成了市場和絕對杈力嫁接的畸形駢指。
市場來了，行政的杈力架構，卻山還是那座山，河也還是那條河。大隊變成了村，公社改了鄉鎮，書記還是書記，長還是長，隻是從十幾個人七八條槍，變成了政府、黨委加上七站八所的成百上千人的隊伍，而且還是逐漸膨脹著。所有該管的事情都不管了，所有該收和不該收的錢都拚命地收，收不上來就出動武裝，夜間“悄悄地進去”。當然，最可怕的還是小說裏描繪的那種“富民工程”，工程一來，農民就得毀掉自己原來的莊稼，跟著領導走，最後顆粒無收，但領導已經變成更大的領導了。幾乎每個工程的背後，都有一個小說裏說的“敬仰堂”，有一個規劃好了的升官圖，不是所有領導都像柳縣長那麼倒黴，為自己最後砸了鍋的工程付出代價，丟了烏紗，更多的好漢事實上就是踩著一個個勞民傷財的工程，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走，不，爬了上去。而農民出賣了勞力和臉皮（茅枝婆對絕術團的評語）之後，得到的往往是他們幾輩也還不清的工程債，最後的結果還隻能是賣，能賣什麼賣什麼，能賣的都賣了。小說中故事所在的河南，農民響應上麵的號召“賣血致富”，結果出現了一個個的艾滋病村，得了艾滋病奄奄待斃的農民，逐漸連外界對他們的同情，也一並賣掉。可悲的是，農民賣血的行情，並不總是像小說裏描繪的那麼好，血價經常會往下掉，有時候，想賣都賣不出去，賣的過程，有權的人還七手八腳地刮上一道，杈力和資本的錢袋裏，不僅裝了農村小夥賣命賣血的錢，也裝了農村姑娘賣皮肉的錢。留給農民的選擇，隻是有什麼賣什麼，還賣不出價錢。可是有的時候，如果農民的東西被人看上了，那麼不想賣也得賣，比如某些地段的地皮，賣的時候，得利最小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真正所有者，有時，小到了不足以再搭建一座成本非常低廉的足以蔽體的房屋的地步。
事實上，有這種除了上級、根本沒人管得了的絕對杈力，才會有這樣一個又一個富民工程（或者說升官工程），有這樣“民之父母”的權力架構，才有柳縣長這樣的升官圖，舊的杈力接在了新的市場上，才使得資本的威力發摔得如此淋漓盡致。既想買列寧遺體獲利，又想在列寧水晶棺旁安排自己的水晶棺，以圖永垂不朽，在正常人眼裏，也許是荒誕的，但如果我們聽了某些貪官“放鬆思想改造，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打中，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培養信任”之類充滿革命意境的懺悔，也許感覺就不那麼荒誕了。過去的意識形態話語，就是這樣天衣無縫地和某些現代西方的概念，嫁接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