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這一切的原因，至少有一個，那就是我們的大學實在比衙門更像衙門。在這個衙門強力的壓製和規訓下，一些學生變成了奴才和憤青，老師則變成了奴才和惡棍。雙方的關係，比之官場上的上下級和商場裏的老板和員工，兼有兩者之惡，十分扭曲。
與此同時，無論師與生，心中的戾氣都在彌漫。雙方有不同見解，隻要學生這方麵跟老師沒有直接的權力關係，就可能惡語相加，素不相識、隻聽了你一節課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就在網上破口大罵，把你貶得一錢不值。如果趕上其他糾紛，涉及經濟、男女，這種特別刺激的題目，出人命倒也不奇怪。學生似乎從小就學會了以暴力的方式解決所有
問題，一言不合，眼睛裏興許就冒出凶光，對手似乎就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了。
這也難怪，我們的教育體係，從幼兒園開始，就是壓製和規訓、羞辱和摧折，在養成聽話和馴服的同時，也培育著暴戾，心理的扭曲一旦不知碰到什麼原因導致失控，悲劇就會發生。就像因醫患和警民矛盾尖銳化導致的相應暴力衝突一樣，不見得受害的人，一定是那個做得最差的人、那個直接導致事件的元凶，但這樣的事件，早晚都會發生的。
課堂上應該有的是書卷氣、書生氣，可是我們卻看到了戾氣和殺氣，但願法大的事件僅僅是個個案，一個偶發性的個案。
打死韓寒，作協也散不了
最近，韓寒跟作協之間，被媒體一把火槍打著了火。韓寒說，如果他當選作協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協。某省的作協副主席說，如果他當韓寒的爹媽，下一秒打死韓寒。
其實，主席沒有必要如此好勇鬥狠，動輒要取人性命，別說一個韓寒，就是一百個一千個韓寒，一起發聲說要解散作協，作協也散不了。不僅散不了，而且還會有若幹跟韓寒一樣年紀的新生代作家申請加入作協。
把作協說成圈養作家的地方，其實不那麼確切。據我所知，加入作協的人，大部分都有其他的職業，這個行列裏有國企老總、銀行家，也有大學校長，他們肯定不用作協來養，加入作協，無非是在自家腦袋上加一頂作家的桂冠而已。作協養的，大抵有兩部分人，一是住會作家，二是作協的工作人員，都由作協發工資。至於像寫出“做鬼也幸福”佳句的山東省作協副主席，不知道屬於住會作家呢，還是工作人員？不過能寫出這樣技驚世界的佳句者，看在大眾的歡愉和驚喜的麵上，的確應該養著。
住會作家相當於國家作家，列入國家幹部序列，工作人員隻要是正式的，不僅列入幹部序列，而且是現任的公務員。按現行法律，作協屬於民間團體，一個民間團體為什麼充斥了國家幹部，工作人員還是現任公務員？隻能說中國特色，大家難得糊塗好了。作家不坐班，但有任務指標，工作人員要坐班，但沒有任務，不用掙工分。
我們這個體製很有意思，凡是兩人以上的組織，都要納入國家的範圍，別說作家，就算是和尚老道也免不了。有組織，就有級別，所以，根據各個廟的大小規模不同，就有了科級和尚和處級和尚的分別。現在的我不清楚，反正以前作協的作家，都是有行政級別的，處於]I尖部分的一些人，享受髙幹待遇。其實，不僅作家和和尚，連工人農民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都得由國家組織起來。從前我在農場的時候，我們一跟周圍的農民打仗，總要自豪地宣稱：我們是國家職工！一提這個，對方就泄氣。其實，這些公社社員也可以說，我們是國家農民。
當然，國家農民跟國家作家沒法比。在那個時代，是吃商品糧和拿固定工資與否的區別，就算作家樂意生活在農村，這個區別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農民毫無疑問地處於所有帶國家頭銜者的最低層，否則，作家人等犯了錯誤，怎麼會發配到農村做農民呢？
一直有人說，作協的存在，可以使得作家免於饑懷，安心搞創作。是的，過去的時代中國作家住亭子間，擠胡同裏的偏廈，交不上房租，饑寒交迫。沈從文初到北京，考學考不上，投稿沒人用，無奈給已經成名的作家鬱達夫寫信求助。如果不是鬱達夫把這位捲縮在涼炕上餓了三天的家夥救出來，估計這個後來的大作家非凍餓而死不可。可是，奇怪的是，饑寒交迫的作家，卻寫出來很多了不起的作品，就算我們體製內推崇的魯、郭、茅、巴，似乎也不是作協資助出的大名，都過過貧窮的日子。今天作家有人養了，了不起的大作也沒了。
其實，今與昔都一樣，作家沒成名之前，該受窮都受窮，沒名沒人養，成名之後，給工資養著，人家卻也不在乎了。作協真正起作用，就在改革前那一段，作協就是作家的單位，跟工人有車間一樣，不僅發工資發布票，而且組織學習，開展批判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