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權如果要細分的話，實際上應該包涵兩層，即決策權和處置權。其中，處置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治權。
大唐政事堂的相公們，因為三省分立的緣故，權力主要集中於執筆的中書令，也就是以中書令為尊的相權。中書令沒有處置權，也就是沒有治權，有的是提議權，也就是決策權，這樣的權力結構，導致大唐的宰相與前朝相比，在治權上要差很多。因此，朝廷對地方的執政能力是弱化的。
李誠中所要做的，就是重樹尚書省的權威。
天佑三年六月三十，馮道由幽州出發，正式抵達洛陽。李誠中在和馮道進行了整夜長談後，以監國燕王身份，代天子發布了一係列詔書。
任命馮道為尚書令，遷張濬為中書令。
自太宗皇帝出任過尚書令後，這一官職已經成為了東宮太子的榮譽性加銜，並無實質意義，如今驟然再現，不由令群臣嘩然。張濬原為尚書左仆射，如今遷為中書令，由從二品升格為正二品，在品級上算是一次極為榮耀的晉升，如果按照慣例來看，應當成為諸相之首。
但張濬有自知之明，雖說自己為李誠中出謀劃策，先後立有遊說緇青歸附、勸說天子禪位的功勞，但比起馮道這個燕王身邊年輕的“老人”來說，仍是不夠“資格”的。不要說馮道了，或許在燕王李誠中的心裏，自己連韓延徽也大大不如。故此，麵對眾多賀客，他很有理智的謙遜相謝。
不得不說，張濬為人確實老道，他的低姿態確保了自己在李誠中其後的一係列任命中不至於丟掉麵皮。
七月初一，李誠中任命齊王王師範為門下侍中。這道詔令是馮道的直接建議，先不提王師範本人的學識足以勝任，馮道最看重的，其實是這道詔令裏蘊含的示範效應，因此也得到了李誠中的首肯。
同日，任命平州刺史張在吉為尚書左仆射，任命滄州刺史劉審交為尚書右仆射。張在吉是扶持李誠中發家的長輩，劉審交則是李誠中提拔起來的心腹，這兩人加入尚書省，隻能說明一個問題，尚書省即將在新的朝廷框架中握有大權。
七月初二，李誠中征辟賦閑在家的崔遠出任中書侍郎，召被貶至濮州的韓渥為門下侍郎，各為正三品。崔遠曾經一度為相，在朝廷官員中頗有威信；韓渥長期擔任翰林學士，也曾短期入相，文采卓絕，詩詞尤為出名，是為天下文宗魁首。讓這兩人進入朝堂擔任重要官職，是李誠中恢複中樞權威的重要舉措。
三高官官擬定，朝堂框架便大致恢複了起來。但李誠中緊接著對三省職權的授予，則有著與以往極為顯著的不同。
三省之中，中書令、尚書令、門下侍中都是正二品，尚書左右仆射為從二品，中書侍郎和門下侍郎為正三品——與各部尚書相同。
其中，尚書令馮道、中書令張濬、門下侍中王師範、尚書左仆射張在吉、尚書右仆射劉審交入政事堂，明確以尚書令馮道為尊，大事不豫可一言而決。
原尚書省六部，吏部、禮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進行改革，吏部、刑部保留，一應職權不變。將禮部中的科舉、教育職能劃入九監中的國子監，僅掌外事、禮儀、祭祀等；將戶部中的財賦職剝離，僅掌民事戶籍；兵部僅管地方與軍隊的協調；工部則剝離了大多數職能，僅保留對工坊和營造的管理。
五監之中，國子監納入尚書省，更名為學部，管理學校、科舉等教育事業；將少府監更名為農部，掌管農林漁牧；將作監予以裁撤，一並職司並入工部；軍器監則直接劃入樞密院，成為後勤部的軍器司；都水監升格為通部，除了保留水利等事務外，還將驛傳、官道等等事務納入其中。
九寺之中，鴻臚寺並入禮部，司農寺升格為計部，將原少府寺及戶部中有關財賦的事務全權整合。
另將翰林院升格為文部，負責文教事務，管理修史、文辭及將來的宣傳等。同時新設商部，專門負責大興工商的事務。
至此，新的尚書省算是完成了雛形，成為三省之中的大省，內含吏部、禮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學部、農部、通部、計部、商部、文部，共計十二部，幾乎將原來的六部、五監、九寺全數囊括其中。